幾乎沒有哪個行業比時裝業更帶勁地標榜其可持續性。從泳衣到婚紗，各種產品都以低碳、有機或純素的名義營銷，用蘑菇制成的瑜伽墊和甘蔗制成的運動鞋則在零售貨架上比比皆是。包括回收、二手貨銷售、租賃、再利用和維修在內的新商業模式都是以環境救生員的身份在兜售。

然而，令人悲哀的事實是，過去25年來，時裝業的所有這些實驗和所謂的“創新”都未能減輕其對地球的影響——對于那些寄希望自愿努力能夠成功應對氣候變化和社會面臨的其他重大挑戰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響亮的警鐘。

以襯衫和鞋子的生產為例，在過去的25年里，它們的產量翻了一番多——四分之三最終被焚燒或掩埋在垃圾填埋場。這感覺差不多像是個人的失敗。多年來，我一直擔任Timberland的首席運營官(COO)。Timberland是一個鞋類和服裝品牌，志在引領行業走向更可持續的未來。該行業可持續發展令人失望的原因十分復雜。主要因素是持續增長的壓力，加之消費者對廉價、快速時尚的需求。與此相關的事實也同樣如此。自1990年以來，隨著大多數新產品都是由不可生物降解的石油基合成材料制成，鞋類和服裝的實際價格已經下降了一半。

為了充分了解時裝行業中市場是多么令這個星球失望，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為何可持續的時裝業一點也不可持續。

時裝業對環境的確切負面影響仍不得而知，但影響程度相當可觀。這一行業的邊界擴展至全球各地，其多層次的供應鏈仍然復雜且不透明。由于貿易自由化、全球化和持續的成本壓力，很少有品牌擁有其上游工廠的資產，大多數公司將最終生產外包。環境科學家琳達·格里爾(Linda Greer)表示：“知道自己的產品出自供應鏈中何處的品牌仍然非常之少，而與這些供應商建立積極關系以減少碳足跡的品牌甚至更少。”這種復雜性和透明度的缺乏意味著該行業碳影響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4%［麥肯錫及全球時尚議程(Global Fashion Agenda)］到10%（聯合國）。

和所有行業一樣，時裝是嵌套在一個更廣泛的系統中的。這是一個以增長為前提的系統。在該行業擔任高管期間，從未有一位首席財務官(CFO)問過我，公司是否可以通過簽訂合同來產生更持久的客戶群。我也從未聽過哪位華爾街分析師向Timberland宣傳，要把對應變力的考慮置于收入增長之前。這種對增長、對“更多”的不懈追求促進了時裝行業特有的戰略。由于很難制造出性能更好或效率更高的女衫、手提包或襪子來刺激消費，所以該行業推進了變革。不是更好——只是不同、更廉價或更快速。

增長的必要性與產品加速降級、長交付周期及全球供應鏈相結合，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生產過剩。盡管技術與通信得到改善，但在按季發布的數十種款式中預測需求要比在按月發布的數千種款式中預測需求容易得多。因此，時裝庫存會不可避免地積聚，40%的時裝商品降價出售。“銷售更多、讓消費者購買更多的沖動仍然存在于該行業的基因中，”聯合國可持續時尚聯盟(UN Alliance for Sustainable Fashion)聯合秘書邁克爾·斯坦利·瓊斯(Michael Stanley Jones)表示，“服裝的壽命非常短，最后進了垃圾場。”

這種享樂式跑步機的速度繼續呈指數級上升。五年前，麥肯錫報告稱，技術和業務系統的改進致使生產交付周期縮短，這讓各品牌能夠“更頻繁地推出新產品線。Zara每年提供24個新服裝系列；H&M提供12至16個系列，而且每周更新”。這種“新款”的加速和擴散不斷吸引消費者回到網站和商店。

這一速度水平已顯得過時和離奇了。Shein（發音為She-in）現在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電子商務公司”。據SimilarWeb稱，其網站在時尚和服裝類網站流量方面排名世界第一。Shein的上衣售價7美元，連衣裙售價12美元，牛仔褲售價17美元，這讓Zara和H&M看起來價格昂貴、行動遲緩。為了履行低價位銷售快速變化款式的承諾，這些“實時”品牌依賴于比天然材料更廉價、更具適應力、更廣泛供應的化石燃料基合成材料。因此，聚酯纖維已發展成為頭號合成纖維，目前占全球所有纖維產量的一半以上。它來源于不可再生資源，需要大量能源進行提取和加工，并釋放出大量副產品。

最令人泄氣的是，日益嚴重的環境破壞發生在透明度提高、非政府組織鍥而不舍和對環境的關注不斷升級之際。看起來情況并非“可持續性”不在時裝企業的議事日程上。Primark（一家T恤售價3.50美元的零售商）等快時尚品牌承諾“讓所有人都買得起更可持續的時裝”的聲明代表了時代思潮的轉變。可是，各企業正在采取的幾種常見措施并未達到預期效果：

透明度。當Timberland在2002年發布其第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時，

它還是一個異類。二十年后，所有上市時裝企業都以更豐厚、更光鮮的形式展示其環境、社會和治理業績。在此情況下，體量并不能很好地反映進展。正如《時尚業》(Business of Fashion)最近一份報告所指出的，“由于沒有標準化的語言或規范化的框架，解讀各企業實際在做什么極具挑戰性。”大多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沒有準確地量化各時裝品牌的全部碳排放狀況，而且未受到外部各方的審計。

回收利用。回收利用被吹噓過度了。這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因供應易變而無法規劃大規模設計；回收技術有限（比如，回收利用多種原料制成的商品仍然幾無可能）；基礎設施有限；回收原材料生產的纖維壽命短、質量低以及成本高。由于這些障礙，只有不到1%的服裝被回收利用，制作成新衣。

更糟糕的是，回收利用在限制環境破壞方面作用甚微，卻加劇了不平等。H&M和Zara商店里的回收箱是一種免除罪惡感的安慰劑，它會鼓勵更多的消費。大多數捐贈出來的衣物最終都被扔進了貧窮國家的垃圾填埋場。與此同時，最近對棉質牛仔褲進行的生命周期分析(life cycle analysis, LCA)表明，購買和處理掉一條牛仔褲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幾乎等同于將這條牛仔褲升級再造成新牛仔褲。

生物基原材料。解決時裝業日益增長的環境足跡的另一種應對之策是“下一代材料行業”。創新者現在正在發酵和培植生物基替代品，取代傳統的牲畜衍生材料（比如：皮革）和化石燃料基合成材料（比如：聚酯纖維）。這些新型生物基紡織品中有一部分可以進行工程設計，以實現性能特征以及生物降解性等特性。不幸的是，這些創新受到初始成本高（相對于從規模經濟受益的成熟替代方案）、資金要求高（為新的生產場所提供資金）、抵觸變革以及外部因素定價缺乏（它允許對化石燃料衍生的替代品定價，以排除其真實的社會成本）的困擾。

新商業模式。認識到在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上實現無限增長是開發時裝業新商業模式的強大動力。與共享交通工具的情形一樣，這些模式吹噓自己有能力抑制原始資源的消耗并延長產品生命周期——但它們真的有這能力嗎？

·二手貨銷售：舊貨銷售行業并非新事物。事實上，傳統的舊貨店和捐贈店的銷售規模仍然是新生的在線二手貨銷售行業的兩倍多。無論是在網上還是在商店里，二手貨零售商都會拒絕接受大多數提供給他們出售的商品。由于快速時尚的低價格和劣質，這一比例可能會上升。盡管空間最近有所增長，但在過去10年中，因二手貨銷售而減少的碳排放平均比例遠遠低于1%的1%。

·租賃：Rent the Runway公司開創了時裝租賃。據CEO詹妮弗·海曼(Jennifer Hyman)稱，公司的愿景是“共享經濟可以擴展到衣櫥”。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創始人籌集了5億多美元（通過債務和股權），業務擴展到租賃配飾、大尺碼服裝、兒童服裝和實體零售。Rent the Runway最近上市。Rent the Runway和其他租賃服務企業積極促進租賃的環境效益。然而，在這里也一樣，更仔細的審視發現，租賃模式并不是一個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根據Rent the Runway自己的網站，與傳統的新服裝購買相比，租賃只減少了3%的二氧化碳。

雖然這些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吸引資本，但目前尚不清楚它們是否可行。比如，Rent the Runway耗資數億美元，仍然未能盈利。根據他們的S1文件數據，Rent the Runway在2020年的收入為1.59億美元，虧損了1.71億美元——在它成立十多年后。threadUp也處于虧損狀態，其去年的收入為1.86億美元，虧損了4800萬美元。

我做出的預測是，時裝業會在未來十年繼續增長。推動其增長的相同時尚潮流將遠遠蓋過生物材料和新商業模式帶來的收益。單位增長將繼續集中在低成本、更具破壞性的合成纖維產品上，從而加劇許多其他環境挑戰，包括缺水和微塑料的增長。

那么，可以采取何種措施呢？

讓“可持續性”退避三舍。減少不可持續性并不是不可持續性。值得贊揚的是，Patagonia不再使用這個詞。與此同時，不應允許時裝公司一邊宣稱自己致力于可持續性的努力，一邊又反對達到同樣目的的監管建議。比如，耐克這一致力于科學目標的品牌就因為（作為商業圓桌會議的成員）游說反對“重建更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的立法及其解決氣候變化的條款而獲得了ClimateVoice的低分評級。

最終，企業必須披露他們的游說努力，利用他們的影響力來影響積極的變革，同時設計一個再生的業務系統。為了顯示進展，管理工作報告應該具有強制性、更量化、更精簡、更符合地球的界限標準，并每年接受外部審計。

重新定義進展。GDP從來就不是人心目中的首要系統目標。它在許多方面有局限性。比如，它會計算某一經濟體生產的汽車數量，但卻不會計算它們產生的排放。經合組織(OECD)正在試驗一種關注“幸福感”的不同指標，包括社會、自然、經濟和人力資本。印度正在考慮一種生活舒適度指數。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目標來更好地平衡社會進步。

改寫規則。政府規則制定者必須為負面外部因素定價。比如，碳和水應該通過征稅把社會成本包括進來。這將不鼓勵它們的使用，導致創新并加速可再生能源的采用。英國的一個政府委員會還建議對未經處理的塑料（這會包括聚酯在內）征稅。對時裝業來說，這會提高合成材料的價格，使天然材料更具吸引力。

在經歷了25年實驗，以自愿、基于市場的雙贏之道來實現時裝業的可持續發展之后，是時候做出改變了。要求消費者意圖與行動一致，購買可持續的、更昂貴的時裝是行不通的。如果消費者真的愿意花更多的錢，通過聲明、標簽和復雜度進行篩選的要求就過高了。與此同時，寄希望于投資者以其短期視野和基于指數的業績目標向企業施壓、迫使它們尊重地球邊界，這也是“綠色的一廂情愿(greenwishing)”［由前投資者鄧肯·奧斯汀(Duncan Austin)創造的詞］。

人們常說，時尚既反映文化，又引領文化——這個行業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證明，創造力和對邊界的尊重可以產生真正的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