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裝的歷史意義

中山裝的形制溯源

獵服是英國紳士文化重要的物質形態之一，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有兩種典型形制。

一是強調儲物功能的狩獵夾克，特點是衣身有四個貼袋用于攜帶戶外狩獵使用的工具和槍械配件。

二是強調運動功能的諾福克夾克，特點是衣身有兩個貼袋，腰間配腰帶和兩條縱向的活裥，并在活裥中設有暗袋。此外，后背通常有縱向活裥為手臂前屈持槍射擊動作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

19世紀90年代，基于獵服方便戶外射擊運動的優勢，英軍以四貼袋的狩獵夾克為原型創制福瑞克軍服，形制為翻領五粒門扣四貼袋，有兩粒袖扣，標志著獵服進入了與軍服相倚為強的發展階段。

此后，英國在南非與布爾人因爭奪礦產資源爆發了“第二次布爾戰爭”，為了適應當地炎熱的氣候環境，英軍又在福瑞克軍服基礎上推出了卡其布軍服。因為采用沒有襯里的單衣無法設里袋，故在胸前設計兩個加入褶裥的貼袋，既使用方便又提高了口袋的儲物功能。

1902年,英軍頒布新版福瑞克軍官制服，將腰間貼袋改為立體結構，形成可以漲縮的琴袋，配合胸部活裥貼袋提升整體衣袋的實戰功能。口袋的增加和自身功能的改善，都是因為戶外高強度運動和戰事而成。

結合《孫中山年譜》和《中山裝之起源》提供的線索，孫中山正是在同一時期訪問英國時“所御獵服”，其形制與英國獵服和歐洲軍服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立體型的四貼袋是為軍務和戶外運動“方便攜物”而生，七粒門扣作為軍服，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和提升御寒等功能，具有很好的實用功能。

新中國后的中山裝形制變化

1956年，服裝設計師田阿桐受命為毛澤東制作服裝。他對原來的中山裝進行了大膽改進，尤其在領子的設計上做了很大的變化，領口加寬，翻領變得大而尖，完全改變緊扣喉部的格式，同時改變兜蓋和墊肩形狀，設計并制成了改良款的新式中山裝，也被稱為“毛式中山裝”。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裝和其他時裝逐漸開始流行。雖然中山裝在民間逐漸被人們遺忘，但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在出席國內重大活動時，依舊習慣穿著中山裝面向世人、面向世界。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國慶閱兵典禮、國際國內重要政治活動，中山裝及其改良裝都是國家領導人著裝的首選。

2013年兩會期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徐利明、盛小云建議：應明確中山裝為中國人的“正裝”以體現“文化自信”，同時建議將中山裝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

2014年3月22日，習近平主席身著中山裝改良裝在阿姆斯特丹參加了荷蘭國王為其舉辦的國宴，這是習主席首次穿著中式服裝參加西方國宴。2015年10月20日，習近平主席再次身著中山裝改良裝出席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舉行的歡迎晚宴。

2016年2月29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十二屆四次會議提交提案，建議將中山裝作為國家正式禮服。

實踐證明，通過傳統服飾載體激活流淌在中國人血液中的民族記憶和創新活力，對于構建新時期中華文明的認同感，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具有重大意義。

有文化自信，才會有文化創新，才會有文化自強。中山裝以中國傳統精神為內涵，融入了外來服飾的造型及其技術手段，這一點對新時代中式服裝的發展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