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圖據說今天在企業家圈子里流傳很廣，文中的分析是否成立姑且不論，但是它反映著人們中間廣泛存在的真實感受和情緒。一方面，中國經濟在疫情當中遭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在制造業中的反映尤其明顯。在3月中旬之前，主要的困難在于國內封城，工廠無法開工；在3月中旬之后，主要的困難在于疫情擴散，國際訂單取消，工廠還是無法開工，并且這樣一種困境還不知道會到哪天才截止。這帶來了企業經營上巨大的不確定性，人們當然會很憂慮。另一方面，中國在疫情初期對哨聲各種壓制，遲遲不愿面對現實，終至發展為滔天大禍，不得不付出巨大代價來應對；而如果當初及時正確應對，本來是不至于發展成這個樣子，也不至于讓中國經濟遭遇此種困難，這已經人窩了一肚子火。嗣后，隨著中國疫情逐漸緩解，國內又開始出現大量的嘲笑國際上不會“抄作業”的聲音，對外國疫情擴散表現出各種幸災樂禍，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向外甩鍋的話語，這種種話語讓國際對于中國的觀感不斷惡化，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性也不斷走高；倘若對抗性繼續發展下去，則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會越發逼仄，中國經濟的前景有可能更加不看好。這些滿懷憂慮的感受和情緒是非常真實的，它們本能性地意識到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所依賴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的信任。倘若這種信任坍塌，則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是會坍塌掉的。熟悉我的研究的朋友可能知道我對中國如何發展為“世界工廠”的解釋框架，但是很多朋友都沒有注意到，我在解釋框架中提出了一些基本前提，如果不滿足這些基本前提，則“世界工廠”地位是會瓦解掉的。美國最新一輪的創新經濟帶來大規模外包的需求，承包方則需要同時滿足效率（需要專業化）與彈性（不能專業化）這兩個彼此矛盾的需求。但這兩個需求無法在同一個企業內部完成，中國通過供應鏈網絡的發展滿足了它們：單個中小民營企業極度專業化，確保效率，無數民營企業構成一個網絡，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系，配套關系還能不斷動態重組，以網絡為單位確保彈性。供應鏈網絡的規模越大，則同時滿足效率和彈性的能力就越強，規模突破某個門檻后，則會改變成本構成結構，要素價格在成本中占比大幅下降，供應鏈網絡的運轉效率（廣義的交易成本）在成本中占比大幅上升，從而帶來了中國超強的成本控制能力，就像一個成本黑洞一樣，吸納全球中低端制造業向中國的轉移，中國遂成為“世界工廠”。第一、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出現，是基于美國等西方國家新一輪創新經濟的外包需求而被拉動出來的?！笆澜绻S”在這種意義上是“被成長”的，如果沒有外部世界在生產層面的外包需求和在消費層面的市場需求，則中國制造業是無法如此成長起來的。中國的成長必須在一個全球經濟秩序中才成為可能，如果自外于這個全球經濟秩序，是沒有前途的。第二、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基于供應鏈網絡的超級效率，而這個供應鏈網絡不是任何中央集權的大腦能夠設計得出來的，它是在市場過程中自生地演化出來的。市場演化中最有活力的行為主體，是中小民營企業；如果抑制了中小民營企業的活力，會在實質意義上抑制掉中國經濟的活力。第三、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比較優勢在于中低端制造業，而不在高端制造業。高端制造業引導著行業的技術演化路線以及前沿理念，中國這邊具體的供應鏈企業會追蹤這些前沿的技術路線和理念來安排自己的布局、儲備、戰略規劃，如果不能跟上前沿的技術路線和理念，便有可能被世界市場所拋棄。這個問題我在前幾天的札記“為何中國必須保持開放？（點擊回顧）”中分析過。實際上，在這樣一種比較優勢的差異中也能看到，中國在中低端制造業上的地位主要是基于成本優勢，西方在高端制造業上的地位主要是基于技術優勢。剛說的這些都還是實體經濟，沒進入到全球資本秩序的層面上來討論，資本秩序是美國獨霸的，可預見未來沒有任何國家能夠替代美國。第四、既然如此，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就是有條件的。只有在日常狀態下，各國彼此之間有著起碼的信任，人們才會從成本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那么，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中低端制造業上的成本優勢才是不可替代的；所幸目前還處在這種狀態。然而，一旦進入到非常狀態，各國彼此之間的信任關系破裂，則人們不再會從成本角度出發，而是從安全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是可以不惜代價來重建自己的生產體系的。一旦走到這一步，則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也就瓦解了。
第五、所以，中國要維持自己的“世界工廠”地位，是有前提的，就是要與各國之間能夠保持必需的信任關系。在我看來，疫情、貿易戰，都不足以改變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相關問題我有過很多分析（后臺回復“中國制造業”閱讀）；但是，一旦讓世界感覺到中國是個不可信任的國家，就會實質性地瓦解掉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一方面，中國必須打開足夠的視野和格局，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不能從斤斤計較、沾沾自喜的民族主義情結出發來理解世界和自身，不能沉迷在無意義的“雖遠必誅”之類的自high當中，更不能幸災樂禍于他人的災難，那只會讓世界更加厭惡和恐懼。如果視野和格局是有問題的，就意味著目標的設定會在本質上有問題，具體的政策無法在實質上補救。另一方面，有了全球性的視野和格局，也還不夠，中國與世界的信任關系，必須在一種具體可執行、可驗證的國內、國際機制安排當中落實下來。脫離開可執行、可驗證的機制安排，視野和格局都是抽象的、無法落地的，只會讓世界困惑，而難以獲得實際上的信任。一個月前大觀研究小組曾經提出過關于CDC改革的一些理論思考，便是嘗試在這方面打開腦洞。
學者建議：CDC應直接對中央負責，邀請全球專家參與
CDC改革：應有“全球參與”原則
CDC改革：讓懂的人有權去做對的事情
CDC改革：為什么要有“事務性集中”原則
現在再回到本文開頭所貼那張圖片當中的一些分析。我完全認同分析中所反映出來的那些真實感受和情緒，但是我并不認同分析中的結論。目前的很多分析中，都會不自覺地把幾條獨立的邏輯線索給合并在一起，以為它們之間有著線性的傳遞關系，這會造成理解現實問題時的混淆。今天的世界經濟秩序已經發生了極為深刻的變革，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全球各國之間的貿易結構中70%以上是制成品貿易，絕大部分產品是在單個國家內部完成生產的；2018年的時候，各國之間的貿易結構中70%以上是零部件半成品貿易，絕大部分產品是橫跨多個國家完成生產的。這就讓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開始發生深刻的分離，經濟邏輯和政治邏輯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不一致了。30年前，這兩種邏輯是高度共振的，可以合并在一起來考慮，今天已經不是這樣了；但是我們本能地還是經常會以30年前的方式來理解今天的問題。這個混淆在這次疫情當中表現得很明顯。現代社會是復雜社會，它依賴于高度復雜的分工系統和專家系統才能運轉起來。只要是現代社會，不論任何體制都需要這種分工系統和專家系統，原則上來說，它們提供的是專業邏輯，是獨立于體制的一種中立性、技術性存在；當然，它們在事實上的獨立性有多大，這個確實跟體制有關。疫情防控當中的各種應對，有些是專業邏輯運行的結果，有些是體制邏輯運行的結果，但是由于體制的無所不在性，人們在討論中經常會不自覺地把專業邏輯給混同為體制邏輯，進而把一切正面或負面都歸結到體制上去，還基于這種邏輯混淆進行中外對比。這種觀念上的混亂，是疫情中人們很多爭論的原因所在。
這些混淆，會讓我們無法看清楚真實的秩序，從而無法搞清楚，我們真正應該去回應的問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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