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曉芳 實習生 楊東海

編輯 | 周航

招工街上的打工妹

招工街安靜了。這很不尋常。

街道長約900米，橫貫廣州康樂和鷺江兩個城中村。過去它經常因“招工難”新聞出現在公眾視野。沿途擠滿制衣廠老板，他們身上搭著樣衣，隨手撕下一塊紙箱皮，寫好需要的工種和工價，就是一塊招工牌。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樣圍過來，問清工序，或是試圖將計件工價再抬高一兩塊。有時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貨的面包車和小三輪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個大喇叭反復播放提醒：“招工兩邊靠，別擋路中間”。喧鬧人聲能從早上8點持續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條流動的運河，源源不斷地在制衣業每個環節輸送勞動力，與滿地金錢。

湖北姑娘陳悅第一次到街上，覺得這就是過年時的春運現場，“人山人海，全部是人頭。”一個多月前，她剛到廣州，由同鄉領著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車衛衣袖子和領子的活。結果只干了一天，掙了100來塊，封控就來了。

10月23日下午4點多，看到樓下的核酸點突然排起長隊, 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在康樂村，遍布各個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廠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沒多少人排隊。官方消息很快就出來了——10月23日，海珠區發現一例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其活動場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廠，區域核酸篩查中還存在5份異常樣本。

城中村的各個出入口都攔上了水馬，只進不出。招工街已經迅速冷清下來，兩旁的許多餐飲、服裝店拉下了卷簾門，街上偶爾有行人走過。到了晚上9點，一位小型制衣廠老板收到社區通知，康樂、鷺江片區內的制衣廠從24日零時開始，停工停產3天。

人們起初在村里還能自由活動，沒有太在意。過去三年，村里也開展過幾次全民核酸和臨時封控，短則三天，長則一周，就恢復如常了。在這之前，康樂村還沒有出現過一例陽性。

●2021年3月2日，廣州康樂村“招工街”，上千名制衣廠的老板們手持招工牌和樣衣，等待著工人們的青睞。東方IC 資料圖

陳悅也不緊張，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貨架上的泡面全搶光了之后，也跟著買了一些。還囤了點土豆，耐儲存。剛搬來康樂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沒有，又買了個電熱水壺，一個能下點面條的電煮鍋。

更多的準備她也做不了了。出租屋里沒有冰箱，囤不了物資。所謂廚房，其實也就是一個水槽，鋪一張切菜板。

成為制衣工人之前，陳悅進過電子廠，賣過手機，也做過文員。兩年前，她開始跟著表姐學習踩電機，裁衣服。她28歲，來自湖北荊門，在她的家鄉，家家戶戶都在做衣服。有幾個人的小作坊，也有幾十個人的服裝工廠，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鄉鋪開，都是一條成熟的流水線。她覺得做衣服比她過去接觸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縫紉機前，沒有十來個小時下不來，但收入也更高些。

陳悅到廣州只是覺得，“外面工價應該比家里高”。她希望抓緊時間再干兩個月，掙一筆錢回家過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們幾乎都抱著同樣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是臨時工，從早上八點開始等活，干一天活掙一天錢。一位30歲的制衣工人說：“長工只能拿穩定工資，而臨工在旺季有議價空間。”他可以因此多掙兩三千元，早一點攢夠錢回家娶媳婦。

說實在話，陳悅不太喜歡這里的生活。剛到康樂村時，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別多，垃圾遍地都是”。中介帶著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塊看房費。最后選中一個單間，“很小很小”，房租卻還要1000元，每月水電費還得另加三度。她不知道原因，但問過其他工人，他們都說，“這里都是這樣的。”她接受了。康樂村有自己的運行規則，來到這里，就意味著要接受這一切。

也是在康樂村，她第一次知道還有十幾塊錢一晚的床位房，一個房間能住十幾個人，里面的房客許多是上了年紀，很難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場里的搬運工，他們不會任何制衣技術，只能賣力氣。

這段時間，陳悅有時會想到住在這些房子里的人。這次廣州疫情，以康樂鷺江村最為嚴重。隨著管控升級，超市關了，菜市場也關了。到10月底，所有樓棟幾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戶”。她和室友好歹有電熱水壺、電煮鍋，那些擠在一個小房間里的人怎么辦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飯，“可能也沒有熱水沒有碗”。

湖北老板的縫紉機

130平的廠房里第一次徹底安靜了下來，聽不見一臺縫紉機的踩踏聲，只有手機不定時響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廠老板李紅剛接了兩個客戶，有三千件衣服要裁。她準備趕在雙十一前忙活一陣，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慘淡的生意。趕在封控前，其中一個客戶把布料運進了村，催李紅偷偷趕工。但李紅可不敢冒險，“開工就罰款3萬，封廠半個月。”

疫情幾年，李紅面對最多的就是這種不確定性。她二十歲出頭就離開湖北到了廣東，在廣東地頭上摸爬滾打近30年，在康樂村的打工時間也有10年了。

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習慣將康樂村和鷺江村并稱康鷺片區。兩個城中村挨得極近，總面積只有大約1平方公里。它們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旁邊就是中大布匹市場，高峰時期，中國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場。

上世紀90年代，一批服裝加工廠涌進兩個城中村，租下民宅開設工廠。老板們早上在中大市場訂好布料，拐進康樂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貨。當地村民開始大規模建樓，一幢緊挨一幢，間距極窄，打開窗就能和對面鄰居手拉手，因此稱之為“握手樓”。面積不夠了，就開始向上生長，從兩三層加建至六七層。公開數據顯示，兩個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卻有著超10萬的外來人口。

10多萬外來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他們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著“老鄉帶老鄉”的傳統，給兩個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別稱。他們將青春投擲在一臺臺縫紉機上，有些人湊夠了錢，又買下自己的縫紉機，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紅和丈夫打了半輩子工，幫兒子結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積蓄，又借了10萬，買下一個小廠單干。在康樂村，哪怕只是縫一顆紐扣，你也能找到專門的熟練工人。廠里的訂單一整年沒有停過。有時貨量太大做不完，他們還會分給外頭沒接到訂單的廠家。

頭一年，他們還清了借債，2019年過完，買廠的錢也填上了，李紅和丈夫計劃著繼續大干一場，“誰知道疫情來了。”即使康樂村沒有疫情，但周邊地區有疫情，工人少了，搶工人哄抬起來的工資就夠她受的了。有一陣，一個臨時工一天得給六百，手腳快的，甚至要給到九百、一千。

李紅說，這兩年下單的客戶謹慎許多，當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備貨，生怕遇上封控發不出貨。她接的多是東南亞和非洲的外貿單，有的客戶轉到了別國下單，她只能到處聯系尋找新訂單，東拼西湊撐著廠子。

這次老實停工三天，李紅覺得自己算是聰明了一回。“現在看，如果裁了就虧大了，偷偷做完也運不出去，最后只能當成垃圾貨。3塊錢一件賣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塊左右，工錢12塊，你說三千件衣服虧多少錢？”

然而隨著封控持續，她擔心的不再僅僅是生意了。怕出租房出現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帶上被褥，住進了廠里，在一排腳踏縫紉機與一堵水泥墻的過道里，用板凳拼出了兩張一米見寬的小床。唯一的做飯工具是一個電煮鍋。

廠里8個長期工，都是李紅親戚朋友，3個主動去了外面隔離，另外兩對夫妻住在一塊，都不用李紅操心。剩下一個51歲的單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廠里，跟李紅擠一張“板凳床”，李紅老公睡另一張。

李紅一直睡不好，“睡不著，睡著也好像會驚醒，有幾個群隨時要看，宿舍的群、廠房的群，消息時時刻刻都在變動。”

●李紅丈夫的“板凳床”。講述者 供圖

房東與“大聲公”

房產商馮侖曾設想過一個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納10萬人，在他的規劃中，要使人們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娛樂，這棟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廈一樣高。

同樣在1平方公里住著10萬人，現實中的康樂、鷺江城中村則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這里，天空只是一條狹長的線，被纏繞得像蛛網一樣的電線切割得支離破碎。一樓商鋪的雨棚有時將巷道遮掩，陽光透不進來。在巷道里做核酸，人們甚至沒法排成兩排。一位康樂村的租戶說，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過口罩傳來的濕垃圾味，卻一直沒能習慣狹小出租屋里長年的昏暗，那讓她感覺自己“像是坐在深淵里”。

官方統計中，廣州本輪疫情約九成感染者出現在海珠區，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樂、鷺江城中村。要為這個龐大人群提供上門服務，可以想象當地面臨的任務有多艱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財新采訪時提到，發放生活物資時，他們估摸著一棟7層樓房可能住了50人，實際上卻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東或者二房東才真正知道一棟樓里到底住了多少人。”這位志愿者說。

兩個城中村所屬的鳳和經濟聯合社，試圖將房東納入防疫管理體系。一份發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內全體社員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棟樓必須提供一名臨時管理員，負責本樓棟的聯系管理工作，配合發放生活物資。若未落實，可能予以經濟“制裁”，扣發年底分紅。

很難說這一舉措的效果是否達到預期。疫情至今，陳悅的房東就沒露過面，也沒選出臨時管理員。

事實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東，他們通常花上幾萬或十幾萬包下出租屋的經營權，從中獲取房租差價。也有房東雇來的管理員，負責收取水電費，日常替租客維修家具、門窗。疫情來臨，平日的管理員也不怎么發言了，陳悅理解，“特殊時刻他肯定也不想出頭。”到10月底疫情實在嚴重了，管理員才將所有租戶拉進同一個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約等于無。

接下去幾天，陳悅收到了兩次物資，都是社區防疫工作人員和志愿者送來的。物資以速食品為主，泡面、自熱火鍋、午餐肉、牛奶、雞蛋餅，少許蔬菜。

35歲的湖北武漢人張洋洋在鷺江村擁有一層鋪面。鋪面所在的這棟6層樓房，情況更復雜。樓房是一位本地老頭建的，又給了自己的兒子。“但這兒子是個敗家子”，一缺錢，就賣一層樓，六層樓最后有了六個房東，包括張洋洋。她覺得，即便要管，或許也很難調和出相同意見。

●11月4日，鳳和經濟聯合社發布通知，要求房東負起責任。講述者 供圖

張洋洋13歲就和父母一塊住進了康樂村。她的父母在康樂村經營一家服裝輔料店，賣各種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繡花、釘珠。她也在這里結婚、生子，同樣做起了服裝輔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創業的張洋洋，幾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聯系，“我知道那邊的租客都不太喜歡房東，所以我基本就是簽完合同，就從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與房東的關系，“既怕又恨，但又離不開。”

但她將康樂村看作另一個家鄉，時常懷念這片生意場上熱絡的人情。在康樂村，人情往往比規則、合同更有用。“那邊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歡你，我就讓你賺錢。”張洋洋說，自己賺的錢，買下的鋪面都是靠著他們的熱心腸。這次，她主動給自己的租客發信息，免除一個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東都有這樣的好心腸，35歲的徐小珍試探跟房東提出，能否考慮減免房租，房東一直沒回復。他們租的這個檔口，每年得多交1萬多“進場費”。張洋洋說，很多房東到期后故意不續簽，“不給就讓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場上班，丈夫在康樂村租下一個12平米左右的檔口，專門做服裝打版生意，這個檔口既是鋪面，晚上卷閘門一拉下，也是夫妻倆的宿舍。她很少見到房東，那個從父親手里繼承了一棟樓的中年男人，“每次來就是抄一下水電費，收個房租。”

聯合社發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東挑了一位租戶做樓長。村里商店都關閉后，租戶通過網上軟件買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號崗亭，由防疫工作人員送進村里各個樓棟，再由樓長發放至各家各戶。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記得，大約只執行了三天，就沒有人送菜進來了。她聽人說，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確診陽性，人手大減。

徐小珍說，他們每天得自己留意“大聲公”（手持擴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檔口在一樓，每天聽到聲響，他們就會探頭出去望一望，看到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拿“大聲公”喊著做核酸，或是發放物資，就在樓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認識的一對夫妻還帶著兩個孩子，住在一條巷子深處。每次發物資，徐小珍總會記得跟夫妻倆說一聲，提醒他們別錯過了。“大家都是異鄉人。”她說。

封控期間，許多制衣工人窩在出租屋里無事可干，只能睡覺，一不留心可能就會錯過核酸檢測。住在低層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慶幸，能夠更清楚地聽見“大聲公”里傳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點多，住在二樓的陳悅聽見工作人員舉著喇叭喊，“本棟樓有陽，全部人大面積轉移，收拾換洗衣服去隔離。”

她和朋友匆忙揀了兩身衣服就下樓了。巷道里，挨挨擠擠，一片烏壓壓的人群。陳悅已經顧不上交叉感染這回事了，“轉運出去條件肯定舒服點，起碼一天三頓能吃上米飯。”還有一些住得更遠的工人，沒有聽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別人發的轉運通知，也不斷地下樓，排入隊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點，陳悅登上了前往惠州隔離的大巴車。

●陳悅11月5日凌晨參加轉運。

等待離開的人們

將人們集體轉運，此前被多個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廣州此次的對策。據11月5日廣州新聞發布會，在周邊城市支持下，這座城市近三天轉運隔離約3.1萬人。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委書記張周斌說，城中村內部多為小街窄巷，整個區域空氣流通不暢，病毒極易在區域范圍內形成難以短時間內消散的氣溶膠。要解決這一難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轉運隔離，大幅度降低整個風險區域內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點，“大聲公”來到了李紅廠房的樓下：“大家出去隔離的趕緊收拾東西下樓，早點排隊早點上車，遲了又要排長龍了。”

她本來還有點猶豫，靠在窗口詢問樓上樓下的鄰居，發現原本說不走的人都決定要離開了，于是趕緊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換洗衣服，下樓，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隊。

那晚的康樂村下著小雨，雨傘相互摩擦著。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還有站在李紅前頭拉下口罩抽煙的，她往邊上站了站，用雨傘擋著。到了凌晨一點，有工作人員擠了進來，用喇叭告知大家沒有空位了，但排隊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開始有抱怨的聲音，“昨天等了七八個小時也說沒車沒酒店，今天又是這樣。”

不愿離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點，期間每過一會就有工作人員來噴酒精。李紅身邊有個四五歲的孩子睡著了，被他媽媽用衣服裹著，坐在屋檐底下。到了快四點，李紅決定放棄，返回廠房。

每天看著新增病例和短視頻里排長隊轉運的人群，李紅總說自己害怕。她怕留在康樂，以后沒人來管他們了。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隊。

有確診去隔離的朋友告訴李紅：“好了以后沒屁事，開始頭疼沒力氣，就天天喝開水，后來就好了。”但也有人跟她說是有后遺癥的，李紅弄不清，“心理都沒有底，不知道什么情況。”

●封控初期的康樂村街道。講述者 提供

在康樂村的出租屋，人們可以接觸到陽光的地方僅剩陽臺和窗戶。然而隨著病例增多，原來獲取信息和光線的空間，也成了令人畏懼的存在。

李紅關閉了廠房的所有門窗，只在太陽猛烈的時候，打開窗戶晾曬衣服。有時在窗戶里面往下看，不斷有人拉著箱子去轉運。

康樂村里，一對福建夫婦帶著6歲的孩子，男主人有喝茶的習慣，特地在窄窄的一條陽臺上擺張茶桌，備齊了整套茶具。后來對面樓出了兩家陽性病例。男主人趕緊將茶幾搬進了房間。女主人同樣將門窗關得緊緊的，她說自己擔心的是孩子萬一感染，會留下后遺癥。但具體是什么后遺癥，她也說不上來。

徐小珍沒有將窗戶封死，她還得盯著窗戶，看有沒有人發物資，或者是通知核酸檢測。只是她和丈夫除了吃飯睡覺，其余時間在屋里全程戴著口罩。她擔心給防疫人員添麻煩，“他們也很辛苦，我不給他們添亂。”

她倒不怕感染。她怕的是年底前的制衣旺季就這樣過去了。她有四個孩子，最大的剛上高中，處處是用錢的地方。還有父母在廣東河源老家，也等著夫妻倆寄錢回家。

“最害怕的是我關了20多天，到最后陽了，那前面的堅持都白費了。然后前面陽的人已經痊愈，可以自由活動了，我還要去方艙，去隔離，浪費時間是不是？”她說，“我現在都想著只要能出去，去別的地方找事情做，多多少少有收入，過年能掙點錢回去。”

雙11過去很多天了，李紅也還在懷念它。她說自己“今年虧得心都碎了”。這個湖北女人在廣東“拼盡了青春”，“孩子也沒顧上，孫子也沒帶”。如今回望人生，她覺得像回到了原點。

但現在，他們能做的是等待，不僅僅等待離開城中村，也在等待離開廣州。

11月13日，鳳和經濟聯合社發布公告告知書，將對康鷺片區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綜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區范圍內全體出租屋主及居民群眾暫時返鄉或投靠親友，待治理工作結束后，居民群眾可再返回片區。同一天，李紅在群里看到通知，“原定送回海珠鳳陽街的客人統一集中送廣州南站”。

告知書還寫道，“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過近30年的發展，康鷺片區已經成為全國聞名的來穗務工人員的創業港。”但也提到，因為前期規劃欠缺，城中村存在諸多問題。

事實上，康樂村和鷺江村的更新改造早在日程中，計劃2023年底前安置房開工建設，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設。投資之巨，是廣州最大舊改項目。

李紅不知道，明年那幾個親戚朋友還會不會繼續跟著自己干，如果拆遷，她想把廠子賣了，回老家幫兒子辦的廠干活。現在，和徐小珍夫婦一樣，她和丈夫填好了返鄉申請表和志愿隔離表，等著轉運車輛的到來。

幾天前，陳悅已經順利度過7天隔離期，被送往廣州南站。她聯系上村委會，那里愿意接收她回家。只是家鄉的服裝生意也受到疫情影響，鄰居家姐姐已經放假好些天了。下一份做什么，她還在想，但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又會在干活了。畢竟，只要生活繼續，掙錢就得繼續。

（除張洋洋外，其余講述者為化名）

文章來源：極晝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