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曉芳 實習生 楊東海
編輯 | 周航
招工街上的打工妹
招工街安靜了。這很不尋常。
街道長約900米,橫貫廣州康樂和鷺江兩個城中村。過去它經常因“招工難”新聞出現在公眾視野。沿途擠滿制衣廠老板,他們身上搭著樣衣,隨手撕下一塊紙箱皮,寫好需要的工種和工價,就是一塊招工牌。制衣工人像潮水一樣圍過來,問清工序,或是試圖將計件工價再抬高一兩塊。有時聚集的人群太多,送貨的面包車和小三輪陷在人流里,城管不得不拿個大喇叭反復播放提醒:“招工兩邊靠,別擋路中間”。喧鬧人聲能從早上8點持續至深夜,乃至凌晨。
它像一條流動的運河,源源不斷地在制衣業每個環節輸送勞動力,與滿地金錢。
湖北姑娘陳悅第一次到街上,覺得這就是過年時的春運現場,“人山人海,全部是人頭。”一個多月前,她剛到廣州,由同鄉領著去了招工街,找了份車衛衣袖子和領子的活。結果只干了一天,掙了100來塊,封控就來了。
10月23日下午4點多,看到樓下的核酸點突然排起長隊, 在出租屋里休息的她很是疑惑。在康樂村,遍布各個角落的小作坊式制衣廠基本不查核酸,平日里也沒多少人排隊。官方消息很快就出來了——10月23日,海珠區發現一例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其活動場所涉及城中村、制衣廠,區域核酸篩查中還存在5份異常樣本。
城中村的各個出入口都攔上了水馬,只進不出。招工街已經迅速冷清下來,兩旁的許多餐飲、服裝店拉下了卷簾門,街上偶爾有行人走過。到了晚上9點,一位小型制衣廠老板收到社區通知,康樂、鷺江片區內的制衣廠從24日零時開始,停工停產3天。
人們起初在村里還能自由活動,沒有太在意。過去三年,村里也開展過幾次全民核酸和臨時封控,短則三天,長則一周,就恢復如常了。在這之前,康樂村還沒有出現過一例陽性。
●2021年3月2日,廣州康樂村“招工街”,上千名制衣廠的老板們手持招工牌和樣衣,等待著工人們的青睞。東方IC 資料圖
陳悅也不緊張,只是在看到小超市貨架上的泡面全搶光了之后,也跟著買了一些。還囤了點土豆,耐儲存。剛搬來康樂村,出租屋里什么都沒有,又買了個電熱水壺,一個能下點面條的電煮鍋。
更多的準備她也做不了了。出租屋里沒有冰箱,囤不了物資。所謂廚房,其實也就是一個水槽,鋪一張切菜板。
成為制衣工人之前,陳悅進過電子廠,賣過手機,也做過文員。兩年前,她開始跟著表姐學習踩電機,裁衣服。她28歲,來自湖北荊門,在她的家鄉,家家戶戶都在做衣服。有幾個人的小作坊,也有幾十個人的服裝工廠,制衣的每道工序在她的家鄉鋪開,都是一條成熟的流水線。她覺得做衣服比她過去接觸的所有工作都要累,坐在縫紉機前,沒有十來個小時下不來,但收入也更高些。
陳悅到廣州只是覺得,“外面工價應該比家里高”。她希望抓緊時間再干兩個月,掙一筆錢回家過年。
招工街上的工人們幾乎都抱著同樣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是臨時工,從早上八點開始等活,干一天活掙一天錢。一位30歲的制衣工人說:“長工只能拿穩定工資,而臨工在旺季有議價空間。”他可以因此多掙兩三千元,早一點攢夠錢回家娶媳婦。
說實在話,陳悅不太喜歡這里的生活。剛到康樂村時,她的第一印象是“人特別多,垃圾遍地都是”。中介帶著看房,她得先付二十塊看房費。最后選中一個單間,“很小很小”,房租卻還要1000元,每月水電費還得另加三度。她不知道原因,但問過其他工人,他們都說,“這里都是這樣的。”她接受了。康樂村有自己的運行規則,來到這里,就意味著要接受這一切。
也是在康樂村,她第一次知道還有十幾塊錢一晚的床位房,一個房間能住十幾個人,里面的房客許多是上了年紀,很難找到工作,或者是附近布匹市場里的搬運工,他們不會任何制衣技術,只能賣力氣。
這段時間,陳悅有時會想到住在這些房子里的人。這次廣州疫情,以康樂鷺江村最為嚴重。隨著管控升級,超市關了,菜市場也關了。到10月底,所有樓棟幾乎都要求租客“足不出戶”。她和室友好歹有電熱水壺、電煮鍋,那些擠在一個小房間里的人怎么辦呢,很多人平日不做飯,“可能也沒有熱水沒有碗”。
湖北老板的縫紉機
130平的廠房里第一次徹底安靜了下來,聽不見一臺縫紉機的踩踏聲,只有手機不定時響起的消息推送。
收到停工通知前,小型制衣廠老板李紅剛接了兩個客戶,有三千件衣服要裁。她準備趕在雙十一前忙活一陣,好歹拯救一下今年慘淡的生意。趕在封控前,其中一個客戶把布料運進了村,催李紅偷偷趕工。但李紅可不敢冒險,“開工就罰款3萬,封廠半個月。”
疫情幾年,李紅面對最多的就是這種不確定性。她二十歲出頭就離開湖北到了廣東,在廣東地頭上摸爬滾打近30年,在康樂村的打工時間也有10年了。
生活在這里的人們習慣將康樂村和鷺江村并稱康鷺片區。兩個城中村挨得極近,總面積只有大約1平方公里。它們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優勢,旁邊就是中大布匹市場,高峰時期,中國有一半衣服出自中大市場。
上世紀90年代,一批服裝加工廠涌進兩個城中村,租下民宅開設工廠。老板們早上在中大市場訂好布料,拐進康樂村就可以找人加工,晚上取貨。當地村民開始大規模建樓,一幢緊挨一幢,間距極窄,打開窗就能和對面鄰居手拉手,因此稱之為“握手樓”。面積不夠了,就開始向上生長,從兩三層加建至六七層。公開數據顯示,兩個村子里只有六七千本地人,卻有著超10萬的外來人口。
10多萬外來人口里,又以湖北人居多。他們是最早一批淘金客,靠著“老鄉帶老鄉”的傳統,給兩個村子打下“湖北村”的別稱。他們將青春投擲在一臺臺縫紉機上,有些人湊夠了錢,又買下自己的縫紉機,招牌一拉,做起小老板。
李紅和丈夫打了半輩子工,幫兒子結完婚,才在2018年底拿出積蓄,又借了10萬,買下一個小廠單干。在康樂村,哪怕只是縫一顆紐扣,你也能找到專門的熟練工人。廠里的訂單一整年沒有停過。有時貨量太大做不完,他們還會分給外頭沒接到訂單的廠家。
頭一年,他們還清了借債,2019年過完,買廠的錢也填上了,李紅和丈夫計劃著繼續大干一場,“誰知道疫情來了。”即使康樂村沒有疫情,但周邊地區有疫情,工人少了,搶工人哄抬起來的工資就夠她受的了。有一陣,一個臨時工一天得給六百,手腳快的,甚至要給到九百、一千。
李紅說,這兩年下單的客戶謹慎許多,當季需要多少就做多少,不敢備貨,生怕遇上封控發不出貨。她接的多是東南亞和非洲的外貿單,有的客戶轉到了別國下單,她只能到處聯系尋找新訂單,東拼西湊撐著廠子。
這次老實停工三天,李紅覺得自己算是聰明了一回。“現在看,如果裁了就虧大了,偷偷做完也運不出去,最后只能當成垃圾貨。3塊錢一件賣掉,一件衣服布料就要10塊左右,工錢12塊,你說三千件衣服虧多少錢?”
然而隨著封控持續,她擔心的不再僅僅是生意了。怕出租房出現感染,10月27日,她和丈夫帶上被褥,住進了廠里,在一排腳踏縫紉機與一堵水泥墻的過道里,用板凳拼出了兩張一米見寬的小床。唯一的做飯工具是一個電煮鍋。
廠里8個長期工,都是李紅親戚朋友,3個主動去了外面隔離,另外兩對夫妻住在一塊,都不用李紅操心。剩下一個51歲的單身女工,也一起搬到了廠里,跟李紅擠一張“板凳床”,李紅老公睡另一張。
李紅一直睡不好,“睡不著,睡著也好像會驚醒,有幾個群隨時要看,宿舍的群、廠房的群,消息時時刻刻都在變動。”
●李紅丈夫的“板凳床”。講述者 供圖
房東與“大聲公”
房產商馮侖曾設想過一個理想之城,在1平方公里的地方容納10萬人,在他的規劃中,要使人們在里面愉快地工作、生活、娛樂,這棟建筑得跟上海金茂大廈一樣高。
同樣在1平方公里住著10萬人,現實中的康樂、鷺江城中村則像完全相反的高密度居住版本。
在這里,天空只是一條狹長的線,被纏繞得像蛛網一樣的電線切割得支離破碎。一樓商鋪的雨棚有時將巷道遮掩,陽光透不進來。在巷道里做核酸,人們甚至沒法排成兩排。一位康樂村的租戶說,她可以忍受城中村里的老鼠、蟑螂和透過口罩傳來的濕垃圾味,卻一直沒能習慣狹小出租屋里長年的昏暗,那讓她感覺自己“像是坐在深淵里”。
官方統計中,廣州本輪疫情約九成感染者出現在海珠區,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康樂、鷺江城中村。要為這個龐大人群提供上門服務,可以想象當地面臨的任務有多艱巨。
一位志愿者在接受財新采訪時提到,發放生活物資時,他們估摸著一棟7層樓房可能住了50人,實際上卻住了六七十人甚至上百人。“可能只有房東或者二房東才真正知道一棟樓里到底住了多少人。”這位志愿者說。
兩個城中村所屬的鳳和經濟聯合社,試圖將房東納入防疫管理體系。一份發布于11月4日的通知要求,村內全體社員及出租屋主配合防疫,每棟樓必須提供一名臨時管理員,負責本樓棟的聯系管理工作,配合發放生活物資。若未落實,可能予以經濟“制裁”,扣發年底分紅。
很難說這一舉措的效果是否達到預期。疫情至今,陳悅的房東就沒露過面,也沒選出臨時管理員。
事實上,留在村里的一般是二房東,他們通常花上幾萬或十幾萬包下出租屋的經營權,從中獲取房租差價。也有房東雇來的管理員,負責收取水電費,日常替租客維修家具、門窗。疫情來臨,平日的管理員也不怎么發言了,陳悅理解,“特殊時刻他肯定也不想出頭。”到10月底疫情實在嚴重了,管理員才將所有租戶拉進同一個微信群,起到的作用約等于無。
接下去幾天,陳悅收到了兩次物資,都是社區防疫工作人員和志愿者送來的。物資以速食品為主,泡面、自熱火鍋、午餐肉、牛奶、雞蛋餅,少許蔬菜。
35歲的湖北武漢人張洋洋在鷺江村擁有一層鋪面。鋪面所在的這棟6層樓房,情況更復雜。樓房是一位本地老頭建的,又給了自己的兒子。“但這兒子是個敗家子”,一缺錢,就賣一層樓,六層樓最后有了六個房東,包括張洋洋。她覺得,即便要管,或許也很難調和出相同意見。
●11月4日,鳳和經濟聯合社發布通知,要求房東負起責任。講述者 供圖
張洋洋13歲就和父母一塊住進了康樂村。她的父母在康樂村經營一家服裝輔料店,賣各種你能想到的用在衣服上的配件,比如繡花、釘珠。她也在這里結婚、生子,同樣做起了服裝輔料生意。
如今在外地創業的張洋洋,幾乎不和自己的租客聯系,“我知道那邊的租客都不太喜歡房東,所以我基本就是簽完合同,就從他面前消失了。”她形容村里租客與房東的關系,“既怕又恨,但又離不開。”
但她將康樂村看作另一個家鄉,時常懷念這片生意場上熱絡的人情。在康樂村,人情往往比規則、合同更有用。“那邊的人性格就是我喜歡你,我就讓你賺錢。”張洋洋說,自己賺的錢,買下的鋪面都是靠著他們的熱心腸。這次,她主動給自己的租客發信息,免除一個月房租。
不是所有房東都有這樣的好心腸,35歲的徐小珍試探跟房東提出,能否考慮減免房租,房東一直沒回復。他們租的這個檔口,每年得多交1萬多“進場費”。張洋洋說,很多房東到期后故意不續簽,“不給就讓你走,反正不愁租。”
徐小珍在附近的布匹市場上班,丈夫在康樂村租下一個12平米左右的檔口,專門做服裝打版生意,這個檔口既是鋪面,晚上卷閘門一拉下,也是夫妻倆的宿舍。她很少見到房東,那個從父親手里繼承了一棟樓的中年男人,“每次來就是抄一下水電費,收個房租。”
聯合社發布通知后,徐小珍的房東挑了一位租戶做樓長。村里商店都關閉后,租戶通過網上軟件買菜。菜送到后,放在城中村出入口的7號崗亭,由防疫工作人員送進村里各個樓棟,再由樓長發放至各家各戶。
流程很完美,但徐小珍記得,大約只執行了三天,就沒有人送菜進來了。她聽人說,是送菜的志愿者不少確診陽性,人手大減。
徐小珍說,他們每天得自己留意“大聲公”(手持擴音器)。徐小珍和丈夫的檔口在一樓,每天聽到聲響,他們就會探頭出去望一望,看到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拿“大聲公”喊著做核酸,或是發放物資,就在樓里的微信群提醒一句。
徐小珍認識的一對夫妻還帶著兩個孩子,住在一條巷子深處。每次發物資,徐小珍總會記得跟夫妻倆說一聲,提醒他們別錯過了。“大家都是異鄉人。”她說。
封控期間,許多制衣工人窩在出租屋里無事可干,只能睡覺,一不留心可能就會錯過核酸檢測。住在低層的制衣工人甚至有些慶幸,能夠更清楚地聽見“大聲公”里傳出的通知。11月5日凌晨1點多,住在二樓的陳悅聽見工作人員舉著喇叭喊,“本棟樓有陽,全部人大面積轉移,收拾換洗衣服去隔離。”
她和朋友匆忙揀了兩身衣服就下樓了。巷道里,挨挨擠擠,一片烏壓壓的人群。陳悅已經顧不上交叉感染這回事了,“轉運出去條件肯定舒服點,起碼一天三頓能吃上米飯。”還有一些住得更遠的工人,沒有聽清喇叭,但在微信群里看到別人發的轉運通知,也不斷地下樓,排入隊伍末尾。
一直等到早上7、8點,陳悅登上了前往惠州隔離的大巴車。
●陳悅11月5日凌晨參加轉運。
等待離開的人們
將人們集體轉運,此前被多個大城市采用于城中村的防疫,也是廣州此次的對策。據11月5日廣州新聞發布會,在周邊城市支持下,這座城市近三天轉運隔離約3.1萬人。
廣州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黨委書記張周斌說,城中村內部多為小街窄巷,整個區域空氣流通不暢,病毒極易在區域范圍內形成難以短時間內消散的氣溶膠。要解決這一難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轉運隔離,大幅度降低整個風險區域內的人口密度。
11月6日晚上9點,“大聲公”來到了李紅廠房的樓下:“大家出去隔離的趕緊收拾東西下樓,早點排隊早點上車,遲了又要排長龍了。”
她本來還有點猶豫,靠在窗口詢問樓上樓下的鄰居,發現原本說不走的人都決定要離開了,于是趕緊和丈夫商量好收拾換洗衣服,下樓,抄近路走到卡口排隊。
那晚的康樂村下著小雨,雨傘相互摩擦著。有戴N95口罩的,也有戴普通口罩的,還有站在李紅前頭拉下口罩抽煙的,她往邊上站了站,用雨傘擋著。到了凌晨一點,有工作人員擠了進來,用喇叭告知大家沒有空位了,但排隊的人不愿回去,巷子里開始有抱怨的聲音,“昨天等了七八個小時也說沒車沒酒店,今天又是這樣。”
不愿離去的人一直挨到了三點,期間每過一會就有工作人員來噴酒精。李紅身邊有個四五歲的孩子睡著了,被他媽媽用衣服裹著,坐在屋檐底下。到了快四點,李紅決定放棄,返回廠房。
每天看著新增病例和短視頻里排長隊轉運的人群,李紅總說自己害怕。她怕留在康樂,以后沒人來管他們了。但她也害怕交叉感染,不敢再出去排隊。
有確診去隔離的朋友告訴李紅:“好了以后沒屁事,開始頭疼沒力氣,就天天喝開水,后來就好了。”但也有人跟她說是有后遺癥的,李紅弄不清,“心理都沒有底,不知道什么情況。”
●封控初期的康樂村街道。講述者 提供
在康樂村的出租屋,人們可以接觸到陽光的地方僅剩陽臺和窗戶。然而隨著病例增多,原來獲取信息和光線的空間,也成了令人畏懼的存在。
李紅關閉了廠房的所有門窗,只在太陽猛烈的時候,打開窗戶晾曬衣服。有時在窗戶里面往下看,不斷有人拉著箱子去轉運。
康樂村里,一對福建夫婦帶著6歲的孩子,男主人有喝茶的習慣,特地在窄窄的一條陽臺上擺張茶桌,備齊了整套茶具。后來對面樓出了兩家陽性病例。男主人趕緊將茶幾搬進了房間。女主人同樣將門窗關得緊緊的,她說自己擔心的是孩子萬一感染,會留下后遺癥。但具體是什么后遺癥,她也說不上來。
徐小珍沒有將窗戶封死,她還得盯著窗戶,看有沒有人發物資,或者是通知核酸檢測。只是她和丈夫除了吃飯睡覺,其余時間在屋里全程戴著口罩。她擔心給防疫人員添麻煩,“他們也很辛苦,我不給他們添亂。”
她倒不怕感染。她怕的是年底前的制衣旺季就這樣過去了。她有四個孩子,最大的剛上高中,處處是用錢的地方。還有父母在廣東河源老家,也等著夫妻倆寄錢回家。
“最害怕的是我關了20多天,到最后陽了,那前面的堅持都白費了。然后前面陽的人已經痊愈,可以自由活動了,我還要去方艙,去隔離,浪費時間是不是?”她說,“我現在都想著只要能出去,去別的地方找事情做,多多少少有收入,過年能掙點錢回去。”
雙11過去很多天了,李紅也還在懷念它。她說自己“今年虧得心都碎了”。這個湖北女人在廣東“拼盡了青春”,“孩子也沒顧上,孫子也沒帶”。如今回望人生,她覺得像回到了原點。
但現在,他們能做的是等待,不僅僅等待離開城中村,也在等待離開廣州。
11月13日,鳳和經濟聯合社發布公告告知書,將對康鷺片區開展為期一個月的綜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區范圍內全體出租屋主及居民群眾暫時返鄉或投靠親友,待治理工作結束后,居民群眾可再返回片區。同一天,李紅在群里看到通知,“原定送回海珠鳳陽街的客人統一集中送廣州南站”。
告知書還寫道,“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經過近30年的發展,康鷺片區已經成為全國聞名的來穗務工人員的創業港。”但也提到,因為前期規劃欠缺,城中村存在諸多問題。
事實上,康樂村和鷺江村的更新改造早在日程中,計劃2023年底前安置房開工建設,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設。投資之巨,是廣州最大舊改項目。
李紅不知道,明年那幾個親戚朋友還會不會繼續跟著自己干,如果拆遷,她想把廠子賣了,回老家幫兒子辦的廠干活。現在,和徐小珍夫婦一樣,她和丈夫填好了返鄉申請表和志愿隔離表,等著轉運車輛的到來。
幾天前,陳悅已經順利度過7天隔離期,被送往廣州南站。她聯系上村委會,那里愿意接收她回家。只是家鄉的服裝生意也受到疫情影響,鄰居家姐姐已經放假好些天了。下一份做什么,她還在想,但肯定用不了多久,她又會在干活了。畢竟,只要生活繼續,掙錢就得繼續。
(除張洋洋外,其余講述者為化名)
文章來源:極晝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