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十一人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無疑是全球產學研結合最成功的一個組織。
在科學研究領域，MIT的校友、教職工及研究人員中，共產生了9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而在產業發展領域，由MIT校友創建的公司,至今仍然活躍的有3萬多家，營業總收入約為1.9萬億美元。（數據來源：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t MIT，下載報告）
可以對比的是，在2018年全球Top10的經濟體中，排名第九的巴西GDP為1.91萬億美元，緊隨其后的加拿大GDP為1.73萬億美元。
這與麻省理工的建校宗旨有關，MIT注重實用性和可行性，關注現實世界問題的解決, 一直踐行著“知行合一”的傳統。“理論頂天，實踐落地”，150多年來也幾乎從沒有變過。
這其中，創新機制發揮了關鍵作用，而創新與創業又緊密連接在一起。
軍方在創新中的作用
二戰是人類高科技高潮的一個引爆點：大量基礎研究成果與工業生產得以緊密結合。蘇聯衛星首次上天以及隨后激發的美國阿波羅計劃實現成功登月，都是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的里程碑時刻。
在二戰期間，MIT就已經與軍方開始嫻熟地合作，建立了美國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合作研發實驗室：MIT輻射實驗室，它被譽為“戰爭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開發機構”，并成功研制出雷達。在其鼎盛時期，全美國20%的一流物理學家都集中在此。
MIT大名鼎鼎的20號樓，也是Rad Lab從1943-1945年間的老巢，圖片來源: MIT Museum.
二戰之后，MIT輻射實驗室自身開始實現裂變，建立了電子研究實驗室、核能和國家林肯實驗室。正是這些得到國家資助的實驗室，使得MIT成為電子學、微波物理學和核物理學的領頭羊。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產學研的合作之中，美國軍方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芯片、半導體的發展早期，只有軍方才是這些高科技的用戶。MIT校友創辦的雷神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軍工巨頭。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雷神公司開始就制造供雷達使用的磁控管，后來才生產整個雷達系統。根據《軟件工程通史》作者Jones的統計，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軍事和國防的軟件應用數量，占據了整個市場的50%；還有38%是為科學研究服務的。當然，那時候的科學研究也基本上是為國防服務的。可以說，工業軟件產品就是美國國防部一手扶持起來的。這些合作，讓軍方十分熟悉如何駕馭高校的資源。也解釋了為什么在美國，不需要有科技部和工業部這樣的政府機構。美國國防部在科技創新和工業領域與大學的合作幾乎是天衣無縫。
軍方不僅僅是提供給了資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國防需求和具體的應用場景。沒有這些特殊的市場需求以及從預研到型號研制全過程的資金支持，基礎研究成果很難最后被打造成實用的產品，再雄心勃勃的創新計劃也常常會半途夭折。
產業集群為何會發生？
環波士頓的128號公路兩旁的高科技產業集群，成為上個世紀高科技產業集群崛起的典范。正是麻省理工學院起到了引爆源的作用。
作為打開小型計算機的大門的先行者，DEC公司是最為典型的代表。創始人奧爾森在麻省理工林肯實驗室工作的時候，就參與了軍方旋風計算機的設計。隨后，DEC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臺小型機，率先掀開了計算機大眾化過程中的第一個巨浪。成功的公司本身就是吸引一切的最強大磁場。DEC的故事激勵了一批MIT的科學家和聞訊而來的創業者。根據《MIT創新課》一書，在1951年128號公路初建的時候，這里只有MIT實驗室出來的幾家科技型企業。1979年，MIT周圍已有300多家企業；1980年該地區中檔計算機銷售額為260億美元，占全美銷售額的34%。許多都是新公司。
MIT一直鼓勵其教師發揮“創業導師”的作用，不僅允許他們向本土公司提供咨詢，也鼓勵廣大師生開辦公司。MIT還與聯邦政府一起建立風險投資基金，為初創公司提供融資，進一步促使128號公路的產業集群得以快速發展。當然，128號公路電子產業集群的崛起并非只靠大學的力量。繁茂森林的背后自然有著充沛的水源。美國軍方就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大江大湖。當MIT加快輸送技術、校友紛紛創立新公司的時候，軍方和宇航部門也在不斷提供真金白銀的項目和真刀真槍的需求。一起步，就能獲得大量低成本的公共資源和用戶資源，背靠積極進取的大學，和各種軍方項目的資助是128號公路產業集群崛起的重要原因。
五分之一原則
是否允許大學教授通過服務社會獲得額外收入？這在美國高校原來也有很大爭議。但MIT早在二十世紀初，就開始鼓勵教授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為了避免這種行為影響教學工作，校方采用了“五分之一”的原則，就是允許教授一周內有一天的時間做與教學和科研無關的工作，其余工作日則必須為大學盡義務。這一原則，后來被美國各高校廣泛采用。如何協調好教授的教學科研與企業兼職之間的沖突，其實并不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它只是一個歷史性難題而已。MIT校友創辦的公司，在1990年猛增到近1萬家，出現了一次井噴式的增長。這背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知識產權法案——拜杜法案在1982開始頒布實施。拜杜法案改變了“國家投入國家所有”這一知識產權慣例，它規定國家投入的基礎研發資金所產生的科研成果，將屬于完成人所在的大學或院所等組織。而大學則可以各自制定靈活的規則，與教授們進行權益分享。
這一法案的推出激發了教授們對科技成果轉化的熱情，再加上融資環境大為改善，私人投資開始活躍起來，促使創新型公司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
從科學家到創業者
在麻省理工的劍橋區，肯德爾（Kendall）廣場已經成為生命科學的創新密集區。在2008年的時候，這還只是少數人的一點想法。2009年這里開始啟動“創新大本營”的計劃。十年過去了，這里已經長成為一個獨特的醫藥生態系統。因為鄰近MIT，而MIT有著頂級的生物工程實驗室和研究人員，這無疑是它最大的優勢。《波士頓環球報》曾如此形象地描述肯德爾廣場，提起主動脈，就不能不提一個產學研一肩挑的傳奇人物，他就是MIT的蘭格（Langer）教授。作為美國工程院、科學院和醫學院的三院院士以及最年輕的科學家，他擁有1300項專利（僅次于愛迪生的2300項），有400多家公司通過專利轉讓獲得蘭格的授權。蘭格以他為癌癥患者發明了藥物緩釋的革命性成果而聞名。1980年，他創設了蘭格實驗室。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實驗室，有40多家公司都是從蘭格實驗室中孕育出來。
蘭格同時還是一個創業狂，創立了大量的企業，獨具企業家精神，與資本合作非常愉快。在蘭格實驗室，專利申請的標準流程是在發表論文之前就先申請專利，從而阻止競爭對手吃到免費午餐。實際上，投資者和商業合作伙伴對這樣的專利保護非常看重。沒有IP保護的技術,無法吸引資金投入, 投資者不會放心去投資高風險高投入的項目。這是由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的。
良好的創新生態
MIT有一套成熟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它不是一個政策，而是一個生態系統。正如《MIT創新課》一書所述，MIT把創業流程分為七個階段，在每個階段，都會有專業化的輔導機構在悉心指導，構建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孵化器體系”。
MIT從創新到創業的7個階段。圖片來源：《MIT創新課》一書，黃亞生等著例如，鼓勵發明創新的Lemelson項目，只為激發年輕人的創新精神，鼓勵年輕人通過發明追求創造性的生活。部分獎項甚至專門針對初中生和高中生。該獎項面向全世界，彰顯了MIT的開放精神，2012年的獲獎者就是斯坦福大學的一名實現了低成本基因測序的教授。但Lemelson項目并不是孵化器，它不會購買專利或者授權，也不會去做投資。
MIT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則真正體現了“實驗室”的精髓，專注于為人類的美好未來發明新技術。下設30多個研究小組，研究范圍幾乎無所不包。可穿戴設備之父Pentland，就發明了“可顯示人情緒的指示儀”，它用物理手段，通過可視化來精確地顯示在一場會議交流中，哪些人的觀點被過于強化，哪些人則被忽視。
MIT那些野心勃勃的初創企業，如何實現從實驗室專利技術到大規模商業化？這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技術許可辦公室（TLO）。它早在1945年就成立，并在1985年更名成現在的名字——這也是拜《拜杜法案》所賜。改名之后，運行機制也發生很大變化，不再像以前那樣由律師主導（往往只負責專利執行和許可），而更像是一個助產婆，開始在多環節中發揮一條龍的作用。這個機構類似一個特種兵作戰隊，核心人員都是深諳技術的技術許可人員，其他人員也各有專長，涉及到專利費計算、文書編寫、專利申請等。由于教授沒有精力和經驗將自己的發明商業化，TLO做了大量細致的輔助工作，并積極進行營銷。在最為核心的利益分配上，TLO收取15%的傭金，發明者獲得利潤的1/3，其他則由各院系和基金會共同分享。而發明者和MIT都會將各自收益拿出來，繼續投入到科研之中，一個良性的循環，就永不休止地駛向創新的成功彼岸。諸如此類的機構還有很多，有創業活動的主導者和推動者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這個創業中心，由既是學者又是成功創業者的企業家所創立，專門負責創業管理、投資和政策的教育和學術研究。也有專門提供小額貸款的Deshpande中心，有支持低收入國家創業的Legatum中心；一對一的企業家精神輔導中心（Entrepreneur Center）等。這里還設立了ILP產業聯盟部門，專門來推進與產業界的聯系。你可以與你心儀的企業家見面，并且獲得他們的指導。這是一個深扎在大學的社會人脈網絡，它的根系可能有著通天的力量。對于中國的雙創而言，最值得的借鑒的是，麻省理工提供了多樣化的扶手，幫助在校學生和教授進行科技商業化的嘗試。只有對創業過程進行精心呵護，創新之花才能更好地綻放。
不忘初心
MIT創立的初心，正如其校訓中所寓意，就是培養手腦并用的精英人才。它的創始人認為透過教學與研究并且專注社會上的實際問題，是培養專業能力的最好方法。
100多年來，專注實際問題、“通過實驗進行學習”已成為學校的教育信條。這大大增加了技術的實用性和創新成功的概率。麻省理工學院并不孤獨。位于美國南部的佐治亞理工學院，就是擔負發展制造業的使命而建立的。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后，作為戰敗的南方痛定思痛之后，認定就是科技和制造業不夠強，才導致南方落敗。佐治亞理工學院應運而生。二百年多年過去，佐治亞理工依然秉承向美國制造輸送技術、輸送人才的使命，它的工程專業一直位居全美大學前列。麻省理工學院一直非常關注美國制造的動向。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美國制造受到日韓沖擊的時候，麻省理工時任校長就動員全校各學科的教研人員通力合作，為解決美國生產力增長緩慢、工業停滯的問題出謀劃策。最后專案小組的研究成果《美國制造》在1989年出版的時候，明確提出“一個國家生活得好，就必須生產得好”。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麻省理工的另一任校長也親自從幾個系挑選一批人，并成立了麻省創新經濟生產委員會PIE。該委員會組織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舉辦了為期兩年的全球性調研，深入研究“發明在本土，制造在他鄉”可能會對創新帶來的問題，并在2012年出版了《重塑制造業》兩本書，大聲疾呼重建美國工業生態系統。這是一個負責任的高等學府面對國家危機和戰略需求應有的積極態度。
小記
在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發展的征途中，中國大學需要證明自己是一支重要力量。大學自身的創新之路，也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顛覆性創新理論的提出者克里斯滕森在探討大學創新的一書《創新型大學：改變高等教育基因》中分析了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創新案例。即使是大學，同樣需要不斷的創新。
中國大學，在中國走向制造強國的征程上，更要有舍我其誰的擔當精神，改革不合理的考核體系，積極投身國民經濟主戰場，在推進中國制造業提質升級、支撐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MIT的創新教育和創新機制設計值得中國大學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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