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未來一段時期，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將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重要依托：一方面，大國經濟在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演進中，制造業的發展質量關系到國家發展命脈和后勁；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依賴性較強，制造業增速和比重持續下降會對其他產業和社會高質量轉型形成制約。[1]2023年3月，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了江蘇代表團審議，指出：“任何時候中國都不能缺少制造業”，“我國制造業門類、品種齊全，現在要努力的，就是全面提升”，“高質量發展就要體現在這里（制造業）”。可見，正確認識新形勢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是推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議題。

一、新時代以來我國制造業發展取得的成就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各種發展成就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我國經濟總量從53.9萬億元上升到114.4萬億元，占世界的比重從11.3%上升到18.5%，穩居世界第二，縮小了與世界第一相對差距。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為制造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我國制造業規模已連續十三年穩居世界第一，同時制造業發展質量不斷提升，發展環境得到極大改善，發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

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成效顯著。從制造業內部結構來看，高技術制造業占制造業增加值比重從2012年的11.6%提高到2022年的15.5%。從智能化程度來看，截至2021年底，全國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分別達58.6%和77.0%，比2012年分別提高34.0和28.2個百分點。[2]新一代信息技術向制造業加速融合滲透，截至2022年2月，全國“5G+工業互聯網”在建項目已經超過2000多個，開展網絡化協同和服務型制造的企業比例分別達到了38.8%和29.6%。[3]從綠色化發展水平來看，2012年以來，我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26.4%，單位國民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累計下降36.2%。

高端制造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涌現了一批高新技術重大成果，帶動了一批高端制造業發展。例如，國產大飛機C919的研制帶動了一系列產業發展，國內已初步形成了集設計、制造、試飛、配套于一體的民用航空產業布局，進一步帶動新材料、現代制造、電子信息等領域技術的集群性突破。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全面市場化拓展期，產業技術水平顯著提升，產業體系日趨完善，芯片、電池、電機、車載軟件等相關產業發展加速。工業裝備行業逐漸形成從材料、功能部件、整機、現代服務體系到諸多領域應用覆蓋完整的產業體系，機床行業實現了由普通機床為主向數控機床為主、高檔機床從無到有的重大轉變。[4]

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增強，貿易結構持續優化，貨物貿易中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快速增長。我國已經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光伏、新能源汽車、家電、智能手機等重點產業躋身世界前列，通信設備、高鐵等領域的一批高端品牌走向全球，65家制造企業進入世界500強行列。我國貨物貿易規模連續五年穩居世界第一，2021年貨物貿易進出口占國際市場份額達13.1%，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伙伴，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國。

基礎設施支撐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條件改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成績斐然、優勢凸顯，鐵路和公路等客貨運輸量、港口吞吐量、發電量長期穩居世界第一位，形成了超大規模高鐵、高速公路、電網、通信網絡，實現村村通郵、縣縣通公路，全面消除了無電人口。同時，基礎設施服務質量不斷提升，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民用運輸機場覆蓋率大大提升，建成港珠澳大橋、北京大興國際機場、上海洋山港自動化碼頭等一系列重大項目。突出成績是數字新基建建設取得明顯成效，固定寬帶用戶數由2012年的1.8億戶增至2021年的5.4億戶，農村寬帶用戶實現較快增長，全國光纜線路總長度達5488萬公里，全國移動通信4G基站達590萬個，5G基站為142.5萬個。[5]基礎設施建設步伐的加快一方面極大改善了制造業的物流條件，夯實數字化基礎，另一個方面也創造巨大需求，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技術創新能力大大增強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核心動力。我國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從2012年的324.7萬人年提升到2021年的562.0萬人年，居世界首位；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研究經費支出從10298億元提升到27864億元，居世界第二位；年發明專利申請授權數從21.7萬件提升到69.6萬件，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創新大國。同時，技術市場逐漸成熟，規模不斷擴大，年成交額從6437億元增長到37294億元。2021年，我國創新指數居全球第12位，比2012年上升22位，在中等收入國家中排名首位。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為制造業的創新驅動轉型創造了基礎條件，制造業是技術創新的最大受益方，其高質量發展也更好反哺技術創新活動。

深層次開放為制造業發展提供廣闊空間。2012—2021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額從1132.9億美元增長到1734.8億美元，直接對外投資流量從878億美元增長到1537億美元，是全球第一大對外投資國和第二大外資流入國。自2013年起，我國加快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先后部署設立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及海南自由貿易港，累計開展改革試點3400余項，形成了東中西協調、陸海統籌的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截至2021年底，我國已與145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余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與13個沿線國家簽署7個自貿協定，與歐盟、新加坡等31個經濟體簽署了“經認證的經營者（AEO）”互認協議。“一帶一路”沿途六大經濟走廊建設亮點紛呈，基礎設施項目有序落地實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實現快速增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制造業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大量高收入崗位，為人民群眾收入增長作出了巨大貢獻。城鎮單位制造業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從2012年的41650元增長到2021年的92459元，年均增速約為9.3%，超過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制造業仍然是吸納農民工數量最多的產業部門，2021年，有27%的農民工從事制造業，超出第二位建筑業8個百分點；制造業行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及增速連續多年超過平均水平。[6]同時，制造業區域布局的合理化、區域間制造業的更好協同保障了一些地區的經濟穩增長，制造業在促進欠發達地區發展上的作用不可替代。未來一段時間，制造業發展仍是帶動高質量就業的重要引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收入提高和勞動力素質提高將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撐。

過去十年的發展所取得的成就為制造業發展奠定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條件得到改善。同時，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指明了我國發展所處的戰略形勢，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決策基礎。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人口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這形成了制造業規模繼續增長的內生基礎，而規模繼續增長是實現質量提升的必要前提。

制造業規模擴大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積累所需的要素資源。從制造業發展的規律和歷史進程看，早期一般以技術門檻較低的行業為主，典型行業是勞動密集型的食品加工業、服裝業和資本密集度更高的鋼鐵制造和金屬加工行業，所需的生產要素以普通勞動力、能源和礦產資源為主，這符合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關于生產函數的基本假設，即生產要素的投入是資本和勞動，而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提高了生產率，同時對生產要素的投入結構提出了更高要求。勞動力的體力勞動成為被資本投入最先替代的部分，生產設備自動化、智能化對工人操作機器的能力的要求大大提高，人力資本、企業家能力、創新與研發投入等因素成為衡量制造業生產要素投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才成為高端制造業發展的關鍵要素。在這一發展進程中，一方面，通過制造業的存量積累，我國已經能夠獨立自主提供支撐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所需的各類基礎要素資源；另一方面，制造業發展增強了技術研發能力、積累了技術研發經驗，培養了大批研發人員和企業家，塑造了相對完善的教育培訓體系，新工業革命中還創造海量數據資源，能夠滿足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對高端要素的需求。

制造業規模擴大往往伴隨著行業門類的豐富，從而形成更好的產業協同能力，滿足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配套需求。隨著制造業規模的擴大，行業內會產生產業集聚現象，當某一產業規模擴大后，這一產業先是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然后帶動產業鏈上中下游企業向同一區域集中。產業集聚背后的邏輯是，企業通過集聚行為節省運輸成本和交易費用，提高產業鏈協作效率，更順暢地獲取產品信息和人才信息，從而獲取企業競爭優勢。相較于一般制造業而言，高端制造業的產業鏈往往更長且更復雜，涉及研發、材料、零部件生產、組裝、銷售、行業應用各個環節，對形成產業協同能力和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具有更高的要求。我國基礎設施完善，工業門類齊全，有世界領先的產業鏈組織能力，這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獨特優勢。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主動構建新發展格局，蹄疾步穩推進改革。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密集出臺有關制度環境的改革方案和舉措，不斷完善制造業制度環境。產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包括一系列政治、社會和法律規則，為生產、交換、分配等經濟活動設定了基本原則。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制造業制度環境明顯改善，主要表現為：一是能夠高效調配生產要素和資源，提高要素使用效率；二是能夠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和良好的競爭氛圍；三是能夠減輕企業的經營負擔；四是能夠激勵企業不斷進行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提高生產率；五是能夠促進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代表的其他產業更好地為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服務。近年來，適應新發展環境和需求的政策相繼出臺，支持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頂層設計逐步完善。例如，2019年10月發布的《關于深入貫徹落實減稅降費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動了小微企業普惠性減稅落地和深化增值稅改革；2021年11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開展營商環境創新試點工作的意見》加快了構建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的營商環境制度體系。2022年1月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的通知》啟動開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工作；2022年9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見》進一步推動公平競爭環境的建設。以上代表性的改革方案和舉措涵蓋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的各個方面，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一系列進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制度環境大幅改善。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國內大循環的發展增強了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從需求端來看，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到4億多人，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潛力的市場。從供給端來看，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和配套能力，擁有超過1.6億戶市場主體，擁有較高的儲蓄率和大量人才儲備，供給側改革取得進展，研發能力不斷提升。從雙循環來看，我國可以利用國內市場規模優勢和已有的制造業發展基礎，吸引全世界的技術、人才、知識等高級生產要素，加強國際交流，有效彌補國內高端要素供給不足的缺陷，加速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同時，雙循環格局要求進一步推進高水平開放，營造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增強我國制造業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這有助于制造業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與合作，并為制造業產品創造更大的市場和需求空間。

制造業發展盡管取得巨大成績，但問題和短板不容忽視，一些高速增長積累的老問題和新環境下的新矛盾集中爆發，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面臨一系列挑戰，這些短板、挑戰和前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共同構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程中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基本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謀劃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必須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大勢，科學把握我們面臨的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可見，只有在科學把握高質量發展的短板和挑戰基礎上，才能更好抓住機遇、妥善應對挑戰。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而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國家的內核和實體基礎。我國制造業雖然規模巨大，但整體仍是以中低端為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優勢主要是產業組織能力、成本優勢和市場優勢構成的綜合優勢，而非技術優勢和效率優勢，制造業發展質量與美國、德國、日本等先行強國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一是勞動生產率不高，導致制造業生產效率不占優勢。2021年，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約為13.8美元/小時，僅相當于美國的19.5%，德國的23.5%和日本的34.2%。同時，能源利用效率較低也進一步拉低了制造業效益水平。[7]二是制造業關鍵生產要素供需缺口大。我國研發投入大大增長，但研發強度與制造強國存在差距，同時創新政策體系不完善問題突出，科技創新能力總體大而不強，高技術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僅相當于美國中低技術行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水平，受成果轉化體制不順影響，研發投入的經濟效益不顯著。[8]人才方面，我國正處在人口優勢向人力資源優勢的轉化過程中，發展制造業所需的專業人才供需缺口巨大，且存在大量人力資本流向非實體經濟領域的現象。此外，金融部門與制造業聯系不夠密切，金融體系服務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愿望不大、能力有限。三是部分行業的關鍵設備、核心零部件、生產技術嚴重依賴國外，在全球價值鏈中缺少話語權。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國企業未能掌握核心技術，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屬于中低端產品，隨著國際貿易環境變化，光刻機、高精度芯片、操作系統、創新藥研發工具等領域成為“卡脖子”風險的重災區。

隨著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成本逐漸上升，環境保護壓力逐漸增大，制造業成本優勢迅速降低，中低端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隨之減弱，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從國內向東南亞等區域轉移的趨勢已經持續多年；同時，我國的高端產品市場競爭力不強，制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重擠壓的困境。“大而不強”的發展現狀決定了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任重道遠，需要從國家、區域、產業等各個層面進行全方面的謀劃與推進。當然，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只能循序漸進，短期內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在未來一段時期，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將面臨舊動能消退、新動能乏力的巨大挑戰。

2012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首次低于8%，之后增速繼續下降，宏觀經濟增速下降的情況下，制造業增加值增長率也明顯下降。盡管制造業增加值增長率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變化不完全同步，不能簡單以經濟總量增速下降為依據判斷制造業的發展前景，但經濟總量增速的降低必然同時在供給端和需求端對制造業向高質量轉型帶來壓力。一方面，進行供給側改革將更加困難，不利于快速建立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目前，進行供給側改革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去產能，如削減發展質量較低的制造業存量，削減過剩產能，治理僵尸企業等。二是通過提高高質量產能在新增產能中的比重，帶動存量和整體向高質量發展方向調整。經濟下行必然會擠壓新增高質量產能空間，并對去產能造成壓力，影響制造業向高質量轉型。另一方面，經濟下行可能引起制造業產品的需求不足，產生供需失衡、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的風險，影響制造業轉型的可持續性。同時，國民經濟整體增速減緩對采礦業、能源供應業、生產性服務業等部門造成負面影響。這些部門與制造業關聯密切，在原料供應、信息溝通、提供各類生產要素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經濟發展增速放緩會減少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進一步加大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壓力。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但自2005年開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逐漸放緩，這被認為是經濟增速下滑的關鍵原因。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到新世紀頭幾年，我國生產率總體處于“追趕”態勢，全要素生產率快速增長，但這種追趕態勢無法長期保持，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會隨著與世界一流水平差距的縮小而放緩。二是我國過去的生產率快速增長，部分貢獻來自于快速增加要素投入，從而實現規模效應和擴大分工規模。隨著經濟體量不斷增加和專業分工不斷細化，規模效應和分工產生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也逐步放緩。未來一段時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將主要來自于進一步的專業化分工、生產技術進步、資源和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等方面，而這些都較單純的追趕和要素投入增加有更大的難度，很難繼續保持長期的高速增長。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動蕩變革時有爆發，制造業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多變。一是新科技革命對搶占科技制高點提出迫切的需求。從競爭的角度來看，哪一方先取得關鍵技術的突破，哪一方就能占據發展的優勢。當前，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能否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由新技術引發的產業變革的機遇，能否率先實現新技術的突破，關乎國家的前途命運，對制造業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二是全球產業鏈面臨新一輪重構。目前，全球產業鏈的重構趨勢是，在縱向分工上趨于縮短，在橫向分工上趨于區域化集聚，[9]跨國公司傾向于使用內部的組織和區域性的供應網絡替代過去的全球價值網絡，全球產業鏈布局正在從成本主導轉向成本、市場、技術多因素共同作用。[10]發達國家從供應鏈安全可控的角度，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妨礙我國制造業發展在全球范圍內獲得高端要素。同時，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優勢弱化加劇了我國產能向東南亞、南亞國家轉移的風險。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后經濟復蘇乏力。新冠疫情持續沖擊世界經濟，造成全球供應鏈受阻，國際金融體系不穩定性提升，世界經濟的結構性不平衡凸顯，嚴重沖擊外向型產業部門，影響對制造業發展的預期。疫情反復還導致國內物流不暢和內需增長放緩，使制造業面臨下行壓力，中小企業面臨的生存壓力尤其巨大。四是大國關系發生變化造成世界經濟走向充滿不確定性。目前，西方國家內部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內部社會撕裂進一步加劇。這些風險通過跨國公司外溢到全球，放大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不穩定性。此外，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將我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通過有意識的對抗阻礙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例如，美國單方面挑起經貿摩擦、科技脫鉤、金融施壓，頻繁干涉我國內政，要求我國放棄發展中國家差別待遇，承擔超越發展階段的國際義務等，都使我國制造業面臨更大外部風險。

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方式、結構和動力狀態，[11]在經濟從高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中，經濟運行更有效率，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企業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具有更高品質，最終實現經濟發展更加可持續，生態環境更加綠色，社會分配更加公平。[12]從這一邏輯出發，在建設現代化國家、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進程中，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目的是順應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要求，順應制造業內部結構升級和國家產業升級的要求，解決制造業發展與生態環境改善之間的矛盾，并提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所需的產品。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來說，科技創新是繞不開的話題。長期來看，提升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資源、要素使用效率，高新技術產業的產生和壯大，以及推進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等新理念的發展，無一能夠與科學技術創新取得的成果脫離。科技創新已經被廣泛認為是破解經濟增長瓶頸和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關鍵因素。要取得科技創新成果，人才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人才是第一資源。古往今來，人才都是富國之本、興邦大計。優秀人才能大大加快科技創新的進展，甚至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前，我國制造業存在大量人才缺口，要將科技創新體系與人才培養體系同步完善，將科研創新環境建設與學習型社會建設同步推進，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與人才強國戰略同步實施。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競爭與合作，通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強反壟斷和反不當競爭，能夠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為產業鏈各個環節注入活力，加快制造業產業鏈各環節迭代速度，從而加速制造業向高質量發展轉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需要以高質量的生產要素投入作為支撐，通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助于制造業企業以合理的價格及時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率，激勵企業提高生產要素使用效率，減少資源閑置與浪費。此外，合理的金融支持能夠加速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通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以及對重點領域和關鍵領域進行金融支持，能夠促進制造業提質增效，加快制造業高質量轉型升級速度。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密不可分，需要將制造業高質量發展作為全面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來看待。從國際經驗來看，美國制造業形成了以國內為主的創新引領性生態，日本、德國形成了內外聯動的協同型生態，新興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通過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發展國內制造業。對我國而言，依靠嵌入全球價值鏈的方式參與國際分工來推進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模式已經不可取。未來一段時期，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需要“揚長補短”，鞏固優勢產業的領先地位，同時加快補齊短板。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加快發展數字技術和綠色技術，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探索符合國情和國際經濟地位的產業生態，以推動全面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新型工業化為契機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需要協調區域發展，完善國內制造業布局。我國制造業存在區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東部沿海地區的制造業規模較大，集中了我國的先進制造業，且正在逐漸加快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相對欠發達，但具有承接東部地區制造業轉移的潛力。通過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改善中西部地區營商環境等手段，根據各地要素稟賦情況增強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能力，將東部地區的中低端制造業和相關生產性服務業向中西部轉移，為東部地區先行實現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空間，帶動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有利于在國內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制造業布局體系，同時能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增強我國制造業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另一方面，推進高水平開放，實現國內國際的市場和資源聯動。目前，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面臨高端要素相對供給不足的問題。通過穩步擴大制度性開放，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等手段，以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國外先進生產要素，提升國內外合作質量，補足國內缺口。同時，我國制造業可以根據世界各地區位優勢，在海外合理布局生產加工工廠、研發中心等資產，利用好全球資源，提高制造業整體效益。參與國際市場和國際競爭有助于客觀判斷我國制造業在國際中所處的地位和存在的優勢、劣勢，以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縮小國內制造業與國際一流水平的差距，從而推動國內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制造業是發展數字經濟的重要載體。數字化技術的采用有助于促進制造業企業優化研發設計流程，提高生產效率，拉近生產端與產品用戶的距離，更新企業管理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同時有效促進制造業與其他行業的融合，提高制造業發展的質量。要推動制造業數字化發展，政府和企業都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政府需要不斷推進和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部署5G網絡、工業互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礎設施建設，轉型治理模式和治理方法，出臺相應的激勵政策和規制法規，進一步完善制造業數字化發展的制度環境。企業需要重視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可能性和數字化轉型的緊迫性，抓住數字化轉型的機遇，積極吸收數字技術的創新成果，加強企業數字平臺建設，并通過培訓等手段加強企業員工的數字素養。

綠色發展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制造業要進一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探索節能降碳技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發展節能降碳先進技術是推動制造業綠色化發展最直接和最根本的途徑。制造業各個行業的產業鏈特點各有不同，產業鏈上各企業應當合作探索適合行業特點的、能夠實現全產業鏈減排的途徑。要建立和健全支持制造業綠色發展的制度體系。發展綠色金融，推動制造業實現綠色改造。通過建立合理的資源環境要素價格體系和市場化配置體系，能夠有效解決綠色發展面臨的外部性問題，激勵企業將綠色化發展納入考慮范疇，推動制造業綠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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