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歐盟商會，我們可沒打算離開中國。”中國歐盟商會秘書長唐亞東（Adam Dunnett）近日在一場學術會議上表示，貿易“回流”的成本高，從某種意義上，“回流”可以視作跨國企業供應鏈脆弱性的一項指標。
近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與世界貿易組織（WTO）、亞洲開發銀行（ADB）、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IDE-JETRO）共同發布《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2023）》（下稱“報告”），并舉辦發布會。唐亞東在會上表示，從商會的角度看，友岸外包、回流和近岸外包的成本其實是非常高的，因此大部分歐洲公司并不打算離開中國。其次，數據化能夠保障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所有公司都依賴數據，中國在這方面做得極好。允許數據的跨境自由流動是全球價值鏈良好發展的重要保障。
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包括一系列生產產品或提供服務并出售給消費者的環節，其中每個環節都產生了價值，而且至少有兩個環節是在不同的國家產出。
根據報告，雖然貿易緊張局勢似乎并未影響到全球貿易總量，但它們導致了全球價值鏈地理格局的重大變化——各經濟體、地區和部門之間業已存在區域化（本土化）偏好。
以占全球出口量前三的經濟體——中國、美國和歐盟為例，報告發現，中國將其出口重點轉向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歐洲和中亞地區，而美國則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了更緊密的貿易關系。中國和美國都重組了從歐洲和中亞地區、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進口。但由于重組全球價值鏈的成本高昂且極具挑戰性，加之各國之間產生了較強的相互依存關系，報告發現，全球貿易并沒有出現“回流潮”。報告回顧稱，2018年，全球72個經濟體中只有4個（澳大利亞、哈薩克斯坦、俄羅斯聯邦和沙特阿拉伯）屬于“回流”類別；在2018年至2019年期間，各經濟體沒有發生類似情況；到2020年，厄瓜多爾和土耳其也成為了“回流”經濟體。然而，在隨后的幾年里，這兩個經濟體都不再屬于這一范疇。總體而言，在2019年-2021年期間，許多經濟體在這期間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存在回流活動。“全球價值鏈對于推動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存在和發展，的確可能因為短期不確定性加劇而遭遇挑戰，也可能因氣候、環境治理的改善等高水平發展目標而出現調整，但并不會發生根本性逆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趙忠秀校長說。根據報告測算，2021年，在5384種被分析的商品中，共有1075種被確定為潛在瓶頸產品，這些產品在總出口額中所占的份額多年來一直在增加。另據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海外院長邢予青介紹，瓶頸產品的出口主要是在中國，2000年中國占到了90%，2021年之前中國這些瓶頸產品的出口是36.3%。所謂“瓶頸產品”，即其供應商數量有限，少有替代品，但在全球貿易中又占有相當大份額。掌握越多“潛在瓶頸產品”的國家，無疑擁有更大市場粘性和應對貿易“回流”的底氣，這些國家的貿易政策也是維持全球價值鏈韌性的關鍵。“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貢獻還在增加。”亞洲開發銀行項目主管（ADB）馬辛丹·約瑟夫·馬里亞辛漢（Mahinthan J. Mariasingham）稱。不過，近期以來，確有一些跨國企業將工廠遷出中國，這是否意味著在全球價值鏈重塑的過程中，中國市場粘性發生改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院長殷曉鵬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公眾一直存在一個錯誤的觀點，即中國的勞動力紅利在消退，東南亞、南亞等國或可作為跨國企業的替代方案。但事實上，貿易成本不僅僅包含勞動力，還有相關成本，例如通關、運輸等，綜合來看，中國真實的貿易成本還是全球可比較國家中最具優勢的。“全球價值鏈講究精細化分工，一些跨國企業即便遷廠，也無法帶走全部的中間產品產業鏈，甚至可能在遷入國用中國進口的中間品進行組裝，這樣至少在中短期內會增加它們的貿易成本。”殷曉鵬說。但潛在的風險亦存在，殷曉鵬認為，數字科技的發展導致跨國企業勞動力成本的大量減少，這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帶來挑戰。大型數字平臺、人工智能和自動化可能會對中小微企業和工人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在發展中經濟體，因為數字技術讓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優勢不再顯著，進而損害全球價值鏈的“粘性”。在數字化重塑全球貿易的過程中，應該更加注重全球價值鏈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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