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經濟學智庫
劉瑩，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編輯。
摘要：中國產業鏈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外遷跡象。低端制造業產業鏈主要向東南亞、印度和墨西哥外遷，尤其以食品、服裝、鞋類和木制品產業鏈外遷趨勢最為明顯。同時，高端技術制造業回流至以美國、日本和韓國為主的趨勢也明顯增強，醫藥化工行業、機械制造行業以及計算機電子產品行業的回流態勢逐漸凸顯。其中部分轉移為勞動力成本上升引起的正常轉移，但越來越多的轉移與地緣政治因素相關，具有非正常轉移的特征。出于以下原因，產業鏈轉移風險及其影響不可低估：(1)多個國家可共同承接中國低端產業鏈，降低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2)中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加速回流，將對中國技術轉型升級造成負面沖擊，甚至可能進一步增加被“卡脖子”的風險；(3)產業鏈轉移具有難以逆轉性與非線性特征；(4)產業鏈轉移會動搖中國的國際關系基礎，并對中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造成嚴重的負面沖擊。產業鏈轉移是美國打壓中國的核心戰略，應當積極地進行應對。
隨著全球化進一步深入發展、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和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持續變化，全球掀起了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中國成為全球產業轉移中的重要節點。特別是在中美經貿摩擦疊加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中國產業結構進入調整升級期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產業鏈的對外轉移已經成為值得注意的明顯趨勢。一方面，伴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中國低端制造業產業鏈逐漸向東南亞地區快速轉移；另一方面，在中美貿易摩擦和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政策的影響下，中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出現了向發達國家的回流現象。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穩定不僅是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而且是保障中國經濟安全和發展的重要基石。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著力推進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2022年10月17日國家發改委在黨的二十大第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指出：“要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不斷提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加快構建與大國地位相符的國家儲備體系，以儲備的確定性來應對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要把增強產業鏈韌性和競爭力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和供應鏈”。2023年11月28日習近平指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穩定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多次講話都強調維護產業鏈和供應鏈韌性的重要性。當前關于產業鏈外遷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尚未達成共識。部分文獻認為，低端產業鏈外遷是促進地區產業升級的重要原因，落后地區能夠通過“代工—生產技術提高—產業轉移”的路徑實現工業升級(Akamatsu and Kaname,2007;馬光明，2022)。產業鏈轉移還會通過推動勞動力、資本、技術、先進的管理經驗等生產要素以投資轉移的方式實現跨區域交換(任雪梅和陳漢林，2019;劉亞婕和董峰，2020;陳志恒和高婷婷，2020)。因此產業轉移有助于實現雙邊區域原有要素的合理利用，互相促進產業轉入和轉出區域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然而其他文獻認為產業的過度遷移會抑制轉出國的經濟增長，制造業產出增長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正相關，制造業的過度外遷可能會引發一國制造業的空心化，進而加大國家產業鏈斷裂的風險(聶飛，2020;林志剛等，2020;范保群等，2022)。因此，一國應采取合理政策，避免制造業過度外遷。對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和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的影響研究也與本文研究內容密切相關。對于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雖然低端制造業產業鏈的外遷減少了遷出國的就業機會，但是來自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據認為低端制造業產業鏈的轉移有利于當地中高端技術制造業的發展，同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證據也證實了承接低端制造業產業鏈能夠提高落后國家的生產技術水平(Islam and Shazali,2011;Acemoglu et al.，2016;Flaaen et al.，2020;張輝和謝婷婷，2020;Fan and Liu,2021)。關于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部分文獻指出發達國家高端制造業產業鏈的外移具有技術溢出效應，能夠顯著提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水平(Kim,2007;Okubo and Tomiura,2012)，但也有文獻指出，發達國家對高端制造業產業鏈轉移僅限于產業下游環節，大量承接高端制造業產業鏈的下游環節反而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的“低端鎖定”(Martinez et al.，2012;王彥芳和陳淑梅，2018;譚志雄等，2022)。由此可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是一把“雙刃劍”。近年來，隨著中國制造業的不斷發展，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和高端制造業產業鏈轉移現象越發突出，具體表現為低端制造業加速外流和高端制造業逐漸回流。對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胡莘然(2021)認為消費電子等代加工產業向東南亞國家的轉移不利于上下游配套產業的集聚，從而導致國內產能大幅下滑。此外，鄭亦深和張明之(2022)也認為制造業外遷可能會導致大量低技能工人面臨失業的風險。部分文獻對于當前中國的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流保持樂觀態度，表示中國制造業產業鏈外流現象規模較小，不足以影響中國龐大的制造業生產體系(張帥，2021;江小涓和孟麗君，2021)。關于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回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正處于技術轉型的關鍵時期，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回流有可能阻礙中國產業升級。高敬峰等(2020)發現高技術制造業產業鏈回流切斷了國內企業進行技術模仿的路徑，從而阻礙中國國內價值鏈質量的提升，使得中國高技術制造業存在發展受制的風險。鄭玉(2020)認為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加劇了中國制造業產品出口的競爭，不利于中國出口結構的升級。張其仔和許明(2020)從全產業鏈的角度出發，指出維持全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關鍵是技術研發，雖然中國工業體系完整，但是關鍵零部件和高端技術依然是中國的短板，部分高端制造業回流直接導致上游產業鏈的減產，使得產業生產效率受到損害。綜上所述，現有大多數研究集中于對產業鏈外遷所帶來的影響進行分析，少有文獻對中國產業鏈轉移的現狀以及背后的原因進行分析。在中國同時面臨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和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回流的局面下，哪些國家承接了中國的產業鏈?承接的程度如何?本文通過比較中美貿易摩擦后中國與其他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相對變動，對中國制造業產業鏈外遷的現狀進行描述，并分析該產業鏈外遷現象背后的原因及其影響，為防止產業鏈進一步轉移而造成的產業“空心化”問題以及促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給出一些政策建議。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抓住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的重要戰略機遇，充分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主動承接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生產環節，大力發展優勢產業，實現了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和經濟的高速發展，并在此過程中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然而，一方面，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也面臨著勞動力和原材料成本快速上升的問題，使得國內低端制造業產業鏈逐漸向東南亞、印度以及墨西哥等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進行轉移，尤其是2018年后，產業鏈的轉移趨勢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開始重視由于制造業的轉移而導致的產業“空心化”問題。產業“空心化”嚴重影響了發達國家的就業和經濟發展。為了促進本國制造業的發展以及吸引海外制造業的回流，以美國、日本和歐盟各國為首的傳統發達國家制定了大量的優惠政策。那么，在面臨國內國際雙重壓力下，中國產業鏈轉移的現狀如何?本節將詳細探究中國當前低端制造業外流和高端制造業回流情況。為了探究正在將產業鏈轉移出中國的國家，本文計算了2016年至2021年美國、日本、韓國、德國、法國和英國從中國進口占該國總進口的份額。可以發現，一方面，自2018年以來后，美國、日本和韓國從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的份額開始逐漸下降。具體來看，美國從中國進口數量占美國總進口量的份額從2018年的17.8%下降至2021年的15.0%，下降程度達到2.8%。日本從中國進口數量占日本總進口量的份額從2018年的16.9%下降至2021年的15.8%，下降程度為1.1%。而韓國從中國進口數量占韓國總進口量的份額從2020年的27.2%下降至2021年的24.7%，下降程度為2.5%。由此可見，美國、日本和韓國近年來確實在逐漸將本國產業鏈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另一方面，類似的將產業鏈從中國轉移的現象并沒有發生在德國、法國和英國等歐洲傳統發達國家中。在2016年至2021年期間，德國、法國和英國從中國進口數量占其總進口量的份額基本保持穩定水平或者略有上升。其中，德國從中國進口數量占其總進口量的份額提升程度較大，達到2.2%，其次是英國，提升程度為1.3%，而法國則基本保持不變。由此，由于美國推動所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有意減少對中國依賴，帶動了其產業鏈從中國向外轉移。德國等歐洲國家則進一步加大了從中國進口的份額，其產業鏈更多地布局在中國。圖1 2016—2021年代表性國家從中國進口占其總進口份額變動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數據庫整理所得。
本文以各國對美國出口為例，對比分析了中國及其他國家產業鏈占美國進口份額的變動，如圖2所示。可以發現，自2018年以來，隨著中國占美國進口份額的下降，東南亞5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印度和墨西哥占美國進口份額逐漸提高。其中，東南亞5國占美國進口份額上升程度最大，從2016年的2.8%上升至2021年的4.8%，上升程度達到2.0%，其次是墨西哥，從2016年的6.3%上升至2021年的7.2%，上升程度為0.9%，而印度占美國進口份額略微提升，為0.7%。圖2 2016—2021年中國及其他國家占美國進口份額變動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亞洲開發銀行數據庫整理所得。
為了進一步探究中國產業鏈外遷至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的原因，本文從勞動力和生產技術的視角出發，對中國與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的人力資本和TFP指數進行了對比分析。表1展示了2012年至2019年中國與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的人力資本指數對比。可以發現，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人力資本指數有所提升，從2012年的2.51提升至2019年的2.70。通過與其他國家對比發現，中國的人力資本指數略高于印度尼西亞和印度，與越南、泰國和墨西哥等國基本持平。因此，在人力資本方面，中國并未展現出顯著高于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的水平。表1 2012—2019年中國與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的人力資本指數對比注：人力資本指數基于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回報。
數據來源：Penn World Table,version10.0。表2展示了2012—2019年中國與東南亞4國、印度和墨西哥的全要素生產率對比情況。可以發現，2012年至2019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從2012年的0.427下降至2019年的0.400。通過與東南亞4國、印度和墨西哥對比發現，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與印度尼西亞、泰國和印度較為接近，顯著低于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墨西哥。因此，在全要素生產率方面，中國也并未展現出顯著高于東南亞4國、印度和墨西哥的水平。表2 2012—2019年中國與東南亞4國、印度和墨西哥的全要素生產率對比注：作者并未找到越南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
數據來源：Penn World Table,version10.0。對中國的產業鏈外遷的現狀分析發現，中國的產業鏈大多外遷至東南亞5國、印度以及墨西哥。通過對中國和東南亞5國、印度以及墨西哥的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對比分析發現，這些國家在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生產技術水平上都與中國較為接近，具備承接中國低端制造業產業鏈的條件。隨著中國“人口紅利”和勞動力成本優勢的消失，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可能會進一步外遷至東南亞5國、印度以及墨西哥。(三)從細分行業的視角看，中國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至東南亞各國的趨勢明顯為了對中國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現狀進行全面分析，本文以各國對美國出口為例，全面分析了中國、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四大低端制造業(食品行業、服裝行業、鞋類行業和木制品行業)出口變動情況。結果發現中國四大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外遷具有不同的特征：第一，中國食品行業產業鏈外遷范圍較廣，涉及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第二，中國服裝行業產業鏈外遷涉及東南亞5國和印度；第三，中國鞋類行業產業鏈外遷范圍較小，集中于東南亞5國；第四，與服裝行業產業鏈類似，中國木制品行業產業鏈外遷集中于東南亞5國和墨西哥。1.中國食品行業產業鏈外遷范圍較廣，涉及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表3展示了2018—2021年中國、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變動情況。可以發現，自2018年之后，中國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在大多數年份都呈現出下降趨勢，2021年中國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勉強達到2018年水平。然而，在此期間，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的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都有較大提升。其中，東南亞5國的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提升程度最大，由2018年的50.79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110.63億美元，甚至超過了中國的108.64億美元，提升程度達到118%。印度和墨西哥的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分別由2018年的15.17億美元和17.87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24.02億美元和20.81億美元，提升程度分別為58%和16%。由此可見，中國的食品產業鏈外遷趨勢明顯，且該產業鏈的外遷涉及面較廣，涉及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表3 2016—2021年各國食品行業對美國出口 單位(億美元)注：東南亞5國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和越南。
數據來源：亞洲開發銀行數據庫，下同。
2.中國服裝行業產業鏈外遷涉及東南亞5國和印度。表4展示了2018—2021年中國、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變動情況。可以發現，與食品行業類似，自2018年之后，中國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在大多數年份都呈現出下降趨勢，2021年中國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勉強達到2018年水平。然而，在此期間，東南亞5國和印度的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都有較大提升，而墨西哥的情況則相反。其中，印度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的提升程度最大，由2018年的13.49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19.81億美元，提升程度達到47%。東南亞5國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的提升程度也較大，由2018年的11.50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16.00億美元，提升程度為39%。中國服裝行業產業鏈向印度和東南亞5國外遷的現象較為明顯。與印度和東南亞5國的情況相反，墨西哥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有所下降，從2018年的14.31億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8.4億美元，下降程度達到了41%，因此，中國服裝行業產業鏈向墨西哥外遷的現象并不存在。由此可見，中國的服裝產業鏈外遷趨勢同樣明顯，但與食品行業相比，該產業鏈的外遷涉及面較小，僅涉及東南亞5國和印度。表4 2016—2021年各國服裝行業對美國出口 單位(億美元)3.中國鞋類行業產業鏈外遷范圍較小，集中于東南亞5國。表5展示了2018—2021年中國、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鞋類行業對美國出口變動情況。可以發現，自2018年之后，中國鞋類行業對美國出口呈現出顯著下降的趨勢，從2018年的45.87億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30.50億美元，下降幅度高達34%。與中國類似，在此期間，印度和墨西哥的鞋類行業對美國出口均有較大幅度的降低。具體來看，印度和墨西哥的鞋類行業對美國出口分別由2018年的5.34億美元和5.20億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1.31億美元和3.19億美元，下降幅度分別為75%和39%。與中國鞋類行業出口變動相反，東南亞5國的鞋類行業對美國出口具有很大程度的提升，由2018年的2.87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9.14億美元，提升程度達到218%。當前中國鞋類行業的產業鏈外遷形勢較為嚴峻，同時該產業鏈外遷主要集中于東南亞國家。表5 2016—2021年各國鞋類行業對美國出口 單位(億美元)4.中國木制品行業產業鏈外遷集中于東南亞5國和墨西哥。表6展示了2018—2021年中國、東南亞5國、印度和墨西哥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變動情況。可以發現，與鞋類行業類似，自2018年之后，中國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呈現出顯著下降的趨勢，從2018年的79.42億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69.44億美元，下降幅度達到13%。然而，在此期間，東南亞5國和墨西哥的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都有較大提升，而印度的情況則正好相反。其中，東南亞5國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的提升程度最大，由2018年的7.73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21.90億美元，提升程度高達183%。其次是墨西哥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由2018年的7.03億美元提升至2021年的10.68億美元，提升程度為52%。中國服裝行業產業鏈向東南亞5國和墨西哥外遷的現象較為明顯。與東南亞5國和墨西哥的情況相反，印度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有所下降，從2018年的4.56億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2.32億美元，下降程度達到49%，因此，中國木制品行業產業鏈向印度外遷的現象并不存在。由此可見，中國的木制品產業鏈外遷趨勢同樣明顯，但與食品行業相比，該產業鏈的外遷涉及面較小，僅涉及東南亞5國和墨西哥。表6 2016—2021年各國木制品行業對美國出口 單位(億美元)綜上所述，近年來中國低端行業的產業鏈外遷形勢嚴峻，且不同的行業外遷的承接國不同。具體來說，印度主要對中國的食品和服裝行業的產業鏈進行承接；墨西哥則是對中國食品和木制品行業的產業鏈進行承接；而東南亞5國憑借著自身的勞動成本等優勢，正在全面承接中國四大低端制造業產業鏈。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回歸實體經濟和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美國、日本和韓國等發達國家近年來力圖重振本國制造業，紛紛鼓勵本國制造業企業回流。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顯了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發達國家考慮到應急安全、基本保障、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因素，紛紛通過法律規定、經濟補貼以及政治手段，促使本國企業加大對本國投資。在此背景下，中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開始逐漸回流至美國、日本和韓國。1.中國產業鏈回流至美國的趨勢明顯，且集中于運輸設備、化學化工和計算機電子產品等高端制造業。美國在《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中明確提出，從2022年至2027年每個財政年度撥款1500萬美元支持供應鏈遷出中國，確定中國境外生產或采購的替代市場。據Jagger發布的《2022年美國供應報告》顯示，在中國有業務布局的制造部門中有79%的高管已經或者計劃在三年內回流部分業務。就具體的回流行業而言，Reshoring Initiative的《2021年回流數據報告》顯示，自2018年以來，在回流至美國的企業之中，有46%的企業來自于中國，這些企業的回流為美國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在回流到美國的行業中，運輸設備、化學化工和計算機電子產品等高端制造業創造了最多的就業崗位。相比2020年，在2021年上半年回流企業之中，運輸設備行業為美國創造了最多就業崗位，約占總新增崗位的28%，其中電動汽車電池生產企業貢獻了最多的就業崗位。此外，化工行業和計算機電子行業也為美國提供了較多的工作崗位，兩個行業新增崗位均占總新增崗位的17%。可以發現，運輸設備行業、化學化工行業以及計算機電子行業是中國高端制造業中回流到美國的重點行業。這幾個行業與美國對中國重點遏制的芯片、半導體產業相符合，進一步表明中國高端制造業外遷跟美國政府對華的制造業打壓緊密相關。2.從中國回流至日本的產業鏈主要集中于醫藥行業和機械制造業。日本政府2020年撥款2200億日元支持日本企業回流本土或轉移至其他國家，并在2021年6月出臺的《經濟財政運營與改革基本方針2021》中提出要集中投資半導體等戰略物資，重建國內生產體系，鼓勵企業將生產基地多元化、分散化。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2020年發布的87家從中國遷出的制造企業名單，其中，有30家企業遷往東南亞，另外57家企業回遷日本。分析發現，這批遷出中國的企業業務涉及航空零部件、汽車零部件和醫藥等領域，其中不乏夏普、三菱造紙、精工、Shionogi、Terumo和Kaneka等知名企業。從業務類型看，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醫療設備、半導體、家電模組等高端制造行業。據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調查數據顯示，2020年日本在中國投資的制造業企業數量為5559家，大約占所有日本對外投資企業的40.7%。從具體制造行業來看，制造業日本企業在華投資的前三大類別分別是一般機械制造業、鋼鐵及金屬制造業、電氣機械制造業。2020年，日本鋼鐵及金屬制造業、電氣機械制造業在華投資企業數量較2019年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分別為5.4%、9.3%和7.2%。日中投資促進機構在2022年9月的調查也顯示，日本制造業正在向東南亞轉移，日本對華制造業投資存量占比從2014年的13.5%降至2020年的12.0%，同時日本對印度、新加坡和越南的制造業投資在逐年增加，2020年制造業投資存量在總對外投資存量的占比相比于2014年分別上升了2.2%、1.9%和0.9%。3.從中國回流至韓國的產業鏈主要集中于汽車制造、鋼鐵制造和計算機電子產品行業。根據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2021年統計，2020年至2021年韓國回流企業26家，總投資額為6815億韓元，同比增長22%，回流企業數量和投資額均創歷史最高。回流企業中有20家來自中國，占回流企業比重的77%。截至2021年，韓國回流企業累計數達到108家，其中投資100億韓元以上的企業所占比重為69.2%，呈現出逐年增長趨勢。回流企業平均投資額高達262.1億韓元，比上年增長15.3%。回流企業中，中型企業比例為34.6%，創歷史最高水平。汽車制造、鋼鐵制造和計算機電子產品等韓國骨干行業回流企業占比高達69.2%。根據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以回流企業為對象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企業回流的主要原因包括海外環境惡化、韓內需市場擴大、原產韓國品牌價值提升等。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進一步表示，回流企業有助于恢復經濟、增加就業、穩定供應鏈，2021年將積極利用回流補助金(570億韓元)開展招商和安商活動，吸引海外優秀韓企繼續擴大回流。韓國進出口銀行的《海外直接投資經營分析》報告書顯示，正在計劃撤資回國的海外制造企業比率為4.6%，如果這些企業回流本國，將新增8.6萬個工作崗位，其中，汽車制造業1.2萬個、鋼鐵制造業1.2萬個、計算機電子產品0.9萬個，同時韓國GDP將增加36.2萬億韓元。綜上所述，近年來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產業鏈回流至美國、日本和韓國的態勢初顯。具體來說，美國打壓中國的半導體芯片等高端產業，導致中國運輸設備、化學化工和計算機電子產品等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回流至美國。日本和韓國則緊隨其后，開始推動醫藥行業、機械制造業和計算機電子產品等高端產業鏈回流至其國內。對于當前中國產業鏈轉移的風險存在較大爭議。有觀點認為，產業鏈轉移多為正常轉移，且沒有國家能夠替代中國巨大的體量，因而產業鏈轉移風險較小。但深入分析可以發現，中國產業鏈轉移風險與影響不可低估。第一，多個國家可共同承接中國低端產業鏈，降低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目前來看，雖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單獨替代中國的產業鏈，但大量新興市場國家可能共同分擔承接中國產業鏈。正如前文所述，印度、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墨西哥等中等收入國家的勞動力與經濟體量足以承接相當比例的中國出口，且這些國家的勞動力成本低于中國。近年來的貿易數據同樣顯示，中國的低端制造業產業鏈正在加速向這些國家外遷。低端制造業大量快速外遷降低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本可維持一段時期的出口競爭力。外資企業加速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轉移至東南亞，這加快了東南亞國家出口的快速增長，進一步擠占了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對于發達國家的出口市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中國產業鏈進一步外遷至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中國出口的一定比例將不可避免地被替代，從而會大幅降低本國企業的議價能力，大幅提高中國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第二，中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加速回流，將對中國技術轉型升級造成負面沖擊，甚至可能進一步增加被“卡脖子”的風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嵌入全球價值鏈并形成一種典型模式：美國等國家提供資金、專利、設計和技術，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提供零件，并進一步在中國加工組裝，最終產品再銷往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國企業曾依靠此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技術進步。但是中國在高端制造業方面始終存在著“大而不強”的問題。中國制造業多處于附加值較低的中下游環節，對美國、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技術依賴程度高，一些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未來核心技術領域仍有進一步發展空間。雖然中國在國際產業鏈的位置明顯上升，但是中國高技術制造業多數處于國際分工的中下游。總體來看，中國尚未形成一批擁有較強國際競爭力、有合理架構體系的供應商。中國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基本是已經進入標準化生產并且附加值較低的計算機與通信技術領域的產品，而進口的是高附加值的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航空航天技術、光電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新興領域的產品，芯片、航空發動機和新材料等一些高精尖產品和關鍵零部件處于嚴重短缺狀態。因此，當中國高端制造業產業鏈加速回流，會限制高新技術產業中間投入品的供給，使得中國難以控制產業鏈的關鍵生產環節，從而對中國電子、汽車、化工和航空航天等高技術產業造成較大的沖擊，甚至可能進一步增加被“卡脖子”的風險。第三，產業鏈轉移具有難以逆轉性與非線性特征。一方面，產業鏈的轉移往往具有難以逆轉性；另一方面，產業鏈轉移具有先慢后快的非線性特征。產業鏈外遷的背后往往具有很多深層次的原因，這些原因會導致產業鏈轉移具有難以逆轉性。例如，在一個地方構建新的產業鏈往往需要勞動力培育、銷售運輸網絡建設、合作關系磨合等各種固定成本，這些項目的進行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然而，這些項目一旦建立完成，其規模的擴大則更為容易，并且進一步加速產業鏈的轉移。第四，產業鏈轉移有可能會動搖中國的國際關系基礎，并嚴重沖擊中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經濟關系是國際關系的基礎，一國的國際關系建立在其經濟關系之上。一方面，產業鏈轉移會威脅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當前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的樞紐，總體處于全球價值鏈中端，承上啟下，與發展中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互惠貿易。中國產業鏈的非正常轉移會導致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直接貿易增加，進而削弱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基礎。另一方面，產業鏈轉移也會威脅中國與發達國家的關系。中國與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貿易中的戰略性產品貿易是政治關系的重要基礎與反映，當前產業鏈轉移呈現出戰略性產品率先脫鉤的跡象。即便普通商業貿易額依然很大，相互依賴也會大幅下降，進而增大脫鉤風險。為了應對中國產業鏈外遷所帶來的風險，短期應以更高水平開放為突破口，而中長期需要靠原創性創新。同時，要提升內循環深度與質量，挖掘產業鏈升級的內生動力。打造新優勢吸引高質量外資。國際科技合作與技術擴散是技術進步的關鍵途徑，完全靠自主研發在任何時候都極其危險，也是不可能的。在美國打壓中國產業升級背景下，中國更應積極深化開放。只要打造新的比較優勢，提升與外資的雙贏空間，在資本逐利性與激烈的國際競爭下，高技術外資必然投資中國。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不可避免，中國可打造新的比較優勢。一是大力發展以專業化與規模經濟為基礎的產業內貿易，深度融入全球中高端產業鏈。審慎對待全面國產化的思維，避免兼顧各個環節。二是打造一流的營商環境。在不涉及主權與國家安全的情況下，認真對待外資的利益訴求，鼓勵國企、民企與外資公平競爭，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三是大幅開放市場，充分發揮超大市場優勢。在具體實施中，可以先從自貿區與部分試點城市做起，解放思想，實施力度較大的開放舉措。激勵原創性創新投資，提升產業鏈競爭力。中國在改進性創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對高風險、長周期的原創性創新投資明顯不足。為此，需要相關體制機制進行改革，激勵原創性創新投資。一是大幅提升基礎與重大應用研究投入。研發投入可分為基礎研究投入、應用研究投入與試驗發展研究投入。中國研發投入結構中，試驗發展研究支出占比高達80%以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投入占比過低，且多年來沒有明顯變化。美國、日本、韓國、俄羅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投入占比都在30%以上，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更是達到了60%。隨著我國科技逐漸接近世界科技前沿，模仿空間明顯下降，基礎與應用研究的重要性凸顯，應大幅提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投入。二是通過制度設計激勵科研人員從事原創性創新。重點改革科研人員薪酬體制、期刊評審體制與科研評價體制，大幅提升原創性創新激勵。科研活動難度存在非常明顯的非線性特征，隨著科研活動進入前沿創新，難度會大幅增加。創新成果不僅取決于科研人員數量，更加取決于頂級科學家數量。因而在科研體制中，應給予高水平研究成果足夠的激勵，給予科研人員潛心做科研的時間與環境，激勵科研人員從事前沿性的原創性研究。三是全面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核心技術的特點之一是需要企業與研究者在一個領域長時間持續積累，因而需要讓創新者充分享受其創新收益。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可激發創新者積極性，激勵企業在所在領域長期耕耘。提升內循環深度與質量，挖掘產業鏈升級的內生動力。目前，中國國內循環還存在不少阻礙，提升內循環深度與質量，可為產業鏈升級提供廣闊空間。一是促進要素自由流動，深化國內循環。中國整體上雖然已經出現要素成本上升的現象，但廣大中西部地區仍具有較低的勞動力、土地等成本。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可釋放大量國內投資機會，避免在中西部還比較落后的情況下產業鏈過早遷出。二是差異化競爭，打破地區間產業同質化格局。可在省級層面甚至城市群層面對產業進行規劃，根據地區特點形成不同產業集群，差異化競爭，發揮分工與規模化效應，打破“大而全”思維。三是激勵市場競爭，充分發揮民營企業作用。很多重要創新來源于中小企業與初創企業，而且初創企業對大企業的威脅不斷激發大企業保持創新。因此，市場競爭對創新非常重要。同時，民營企業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在推動重大技術突破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民企的創新主體作用，將更多公共創新資源向民企傾斜。（來源：《學習與探索》2023年第12期，注和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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