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將5%左右作為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符合“十四五”規劃和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任務要求，與經濟增長的潛力基本匹配，而且是在2023年增速5.2%這個較高基數上的設立的，是一個積極進取的目標。此前國際上像高盛、IMF對我國經濟增速的預測都低于5%，但這種預測經常會因為實際情況的變化而出現調整，如果定得太低的話，恰恰會影響預期。現在預期目標按照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后破要求，提出得積極一些，后續不管是宏觀政策還是各地發力也都會更加積極有為。

從宏觀政策上看，要堅持擴大內需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結合，尤其是我國必須立足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釋放內需潛力，增強發展的安全性和穩定性。釋放內需潛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進一步擴大國內最終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二是繼續積極擴大有效投資，發揮好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消費的信心主要取決于收入預期，投資的信心則是來自于對整體市場環境的穩定性和風險的可評估性，這兩方面直接影響著整個經濟的良性循環。

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個亮點，就是將此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與經濟增速基本同步”中的“基本”兩字去掉，透露出提高居民收入，拉動居民消費的政策信號。我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居民收入增速應當爭取實現略高于經濟增速，以提振居民收入預期為突破口，讓消費與投資雙向拉動的循環轉起來。當然，這也會涉及居民、企業、政府三者之間的收入占比關系，總體上看，政府、企業、居民三方的收入都保持一定增速，但居民的增速相對更快一些，從而實現分配結構的調整優化。

我國目前擁有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的需求優勢、制造業體系配套完整的供給優勢、大量高素質勞動者和企業家的人才優勢，我們通過很好地釋放“獨特制度紅利”“市場需求紅利”“制造大國紅利”“人口質量紅利”，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我充分相信今年經濟增速可實現預期目標。

當今世界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化時期，生產能力及其要素也正處于一個量的積累到質的變化關鍵變革時期，也就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把握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規律，順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趨勢，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既是掌握經濟社會未來發展主動權的關鍵，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大國競爭的關鍵。

而且我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理論指導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通過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形成新質生產力理論，這為新時代推進高質量發展奠定了生產力理論基礎。推進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以新質生產力發展推進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把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一步步變成美好現實。從這個意義上，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任務要求。

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要求。大力推進科技發展，無疑是提高創新能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著力。全球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演化時期。當今世界，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成為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以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和融合化為基本特征的新科技正在推進傳統的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及其組合方式發生質的變革，成為構成新質生產力的新型生產要素。而新型生產要素及其新組合又催生了大量的新產業、新模式，這些如雨后春筍般勃發的未來產業、新興產業及其傳統產業的深度轉型，整體推進了產業體系從傳統走向現代，這也正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形成過程。

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也正是以科技創新為驅動培育新質生產力要素，促進未來產業、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轉型的過程。因此，大力培育新質生產力，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其關鍵要求就是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而且我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應當圍繞推進新型工業化科學布局科技創新、產業創新，要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推進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

在這其中，尤其是要高度重視以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人工智能是基于算力、算法和數據等關鍵要素發展起來的、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技術，能夠逐步使機器具有人類的智能，具有滲透協同性、顛覆創新性、自主生成性和高效賦能性，對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和深遠的影響，是新質生產力的典型代表。未來，我國應該進一步加快以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層次賦能新型工業化，要針對裝備制造業、電子信息、原材料、能源電力、消費品等重點行業，構建重點行業大模型和工業知識庫，以場景應用為牽引，大力發展智能產品，以制造業全流程智能改造實現人工智能和制造業深度融合。

與此同時，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通過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塑造新型生產關系。改革開放是當代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通過改革開放破除束縛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障礙。這要求通過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人才體制、教育體制、分配體制改革，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生態環境，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良好氛圍，促進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

這主要是部分地區的招商引資已經出現“內卷化”。我以數字技術產業為例，在數字技術革命背景下，曾經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重要驅動力之一的傳統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可能已經不再適用于數字技術革命時期的發展需要。

過去，地方政府競爭之所以有效，一是在“從無到有”階段，不可避免地重復建設相較于產業能力的快速形成，是一個值得付出，也付得起的代價；二是過去地方政府競爭推動的鋼鐵、汽車、風電、房地產等產業雖然投資大，但技術周期長，具有相對的確定性。

但現在的數字技術產業具有不同的特點，一方面，由于數字經濟具有贏者通吃的特征，為搶先達到最低有效規模，在企業成長初期的數據競爭、市場份額競爭往往具有非理性特征，而不同領域數據又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數據孤島、數據壟斷從全局而言并非最優選擇，而是資源和效率浪費。另一方面，數字經濟時代的一部分產業具有大投資與短周期并存的特點，投資所需門檻資金、能力、配套設施要求越來越高，技術變遷迭代的速度也越來越快，這就使芯片、存儲、光電設備等領域的重復建設與競爭具有極高的不確定性。

因此，數字經濟時代，既要保持地方政府的競爭活力，又要形成合作格局，這不僅需要有協調發展的思路，更需要有下好全國一盤棋的措施。要明確地方招商引資行為以及產業政策的具體事務屬性、事權范圍和政策邊界，加強對關鍵技術重要行業、數字經濟基礎領域空間布局的整體規劃，從國家經濟安全和整體生產力布局角度引導規范地方產業政策和招商引資行為；繼續深化統一大市場建設，建立公平的競爭秩序基于重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一體化戰略以及城市群都市圈戰略，建立高層次的區域間和城市間的產業政策協同機制和招商引資行為協調機制；強化地方招商引資行為和產業政策的評估，針對地方招商引資行為和產業發展的潛在風險完善相應預警機制以強化風險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