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財經十一人 ，作者不止十一人
一個內在仍有生命力的產業，要在外力下被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軀體中，難度不亞于心臟移植……
一位女主播在康樂橋旁直播，人們圍在她身邊。
文 | 柳書琪 劉丁
2009年，15歲的周康從湖北公安縣來到廣州康樂村。那一年，4公里外的地標性摩天大樓廣州塔剛剛竣工。因為學習成績不好，媽媽答應周康，只要跟著大伯、二伯到廣州的這個村里學做衣服，就給他買手機。當時的少年不會知道，他將在康樂村一待就是14年。今年初，巨大的拆樓機進入村莊，在拆除違建的轟鳴聲中，周康第一次思考是不是到了該離開的時候。周康是較早一批來到這里的湖北人，此后數年，越來越多的湖北人過來，康樂村及相鄰的鷺江村一共聚居了10余萬名湖北人，再加上周邊城中村，總量高達24萬。他們在康鷺片區將“小單快反”的服裝生產模式推向極致，以24小時內出貨的驚人速度，使這里成為全國快時尚產業鏈中獨一無二的紡織村。
攝影/柳書琪
期間，廣州城也在快速發展，康樂村這片當時還是郊區的地塊很快成為廣州的核心區域，去年以將近350億元的投資額，拿下“廣州最貴舊改”的稱號——這相當于12個廣州塔的造價。既然要舊改，不可避免的話題是“搬遷”。康樂村里傳言最洶涌的時候，是2022年廣州疫情期間。人均不到8平方米的高密度居住環境、臟亂差的巷道，讓這里的疫情一度難以控制。今年1月底，靴子落地。康樂村所屬的鳳陽街道辦發布公開信，康樂村和相鄰的鷺江村（統稱為康鷺片區，產業及人口結構相似）的整治和產業轉移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康鷺片區的違建從去年底開始陸續拆除。官方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初，拆除面積已達到2.4萬平方米。制衣業將不再是康樂村的主業。
其一，向北80公里，到與廣州接壤的清遠。清遠郊外嶄新的工業園區已經準備就緒，并配套了優惠與獎勵政策；其二，把工廠轉移回湖北，湖北荊州、潛江等市已經采取了多種方式，希望能夠說服他們回到湖北繼續辦廠。
《財經十一人》走訪調查后發現，無論是去清遠還是回湖北，搬遷康鷺片區的紡織服裝產業都難言順暢。比如，看起來清遠什么都準備好了，只要人過去就行。但目前來看，產業生態、物流、招工還是問題；比如，康樂村半數以上的工廠依賴著傳統的沙河、十三行等服裝批發市場，快速發貨是它們的生命線，回到湖北后差異優勢便不復存在。在產業鏈還“缺胳膊少腿”的湖北，額外的運輸成本、訂單短缺，都有可能把小廠壓垮。這讓康樂村和鷺江村的未來看起來不那么美好，有人甚至萌生了關廠的念頭。無論是清遠還是湖北，一個內在仍有生命力的產業，要在外力下被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軀體中，難度不亞于心臟移植。29歲的周康不愿回湖北，更不想去清遠。過去14年，他在康樂村的人生被分割為忙季漫長的工作，和淡季的休閑娛樂。現在，康樂村已經進入倒計時，去哪兒成了周康新的人生課題。
一位制衣廠老板在街邊舉起樣衣招工。攝影/柳書琪
高光時期，有的大型商戶光是每天檔口收的現金，要請兩輛運鈔車運走?
凌晨2點，周康下班了。廣州城沉沉睡去，康樂村此時是最熱鬧的時候。粥、粉、面、炒菜、燒烤，各色小攤在一條一200米的無名小街旁一字排開，工人們叫它“好吃老街”。周康每天在此刻最放松。從早上10點起，他已經連軸工作了15個小時。天蒙蒙亮，昨夜趕工的貨物就要加緊送往廣州幾大服裝批發市場了。這里離沙河、十三行以及廣州火車站批發市場只有十來公里。發完貨，制衣廠老板們又要趕到緊鄰著康樂村的中大布匹市場提貨。這里是全國最大的紡織面料和輔料市場，各色貨物一應俱全。早上9點開始，自康樂橋向東，工廠老板們夾道而立，拿著樣衣和寫有工種、款式和價碼的紙板，等待短工前來詢價。價格談攏后，工人們一天的運轉就開始了，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只有這樣的速度，貨物才能在清早第一時間發向各地。如此周而復始，這座村莊將快時尚行業中的“小單快反”模式推向了極致。
老劉名叫劉清杰，他的家族在康鷺片區經營了20年，主要為制衣廠提供縫配針車和配件。在快時尚行業，意味著對市場需求的快速響應，也可以將庫存損耗降到最低。康樂村的核心競爭力，就是24小時甚至12小時就能出貨，“全國僅此一地”。他練就了一項“特異功能”，不用看天氣預報，哪天檔口忙碌起來了，那必定是北方的寒潮來了。制衣廠老板們到他的店里來買機器，總是著急忙慌的，“恨不得直接拿了就跑”。這里每筆訂單規模都不大，小到幾百大到幾千件，但勝在可以快速、靈活反應。村子里的工廠、作坊的規模也很小，大多數廠子的工人規模多則一百來人，少則幾個人。“小廠作坊內藏龍臥虎。康樂村聚集了大量服裝加工匠人，對廣東服飾產業是非常珍貴的。”中國紡織建設規劃院副院長馬志輝對《財經十一人》說。在服裝加工業，一個人可以身兼數職，把一件衣服從無到有地做出來，叫“做整件”。而每人只負責特定幾道工序，叫“做流水”。康樂村以做整件為主，這里高手眾多，能力強、經驗足、手速快，生產和交付的速度更快。“湖北人太勤勞了，太能吃苦了。”多位中大布匹市場里長期和康樂村打交道的老板們感慨。龐大的中大布匹市場是康樂村賴以生存的根本，距康樂村步行僅需五分鐘，制衣廠的老板們一旦缺貨，可就近采購。老劉挨個數：康樂村最近、反應速度最快，緊挨康樂村的鷺江村次之，再遠一些的五鳳村、大塘村、土華村再次之。中大布匹市場滋養著周邊的城中村，如同粗壯的金合歡樹和小而巧的相思樹蟻，共生相伴。中大布匹市場是坊間的統稱，事實上它不只是一個市場，而是有10萬多種品類、50多個細分市場的超級大市場。它包括國際輕紡城、紅棉中大門、長江國際紡織城、珠江國際紡織城、中大九州輕紡城等市場，橫跨新港西路、瑞康路、逸景路以及東曉南路四大市政道路，占地面積約2平方公里，生產廠家與商戶超過2萬戶，直接從業者超過10萬人，年交易額超過2000億元。中大布匹市場的老板董姨回憶，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之初，中大布匹市場只是一個由數十戶攤販自發聚集成的小市場。2002年，她到中大布匹市場做面料批發，親歷了它的過渡形態。那時的布匹市場還只是數條長長的鐵皮屋，鐵皮棚頂下分割出一間間的小屋。廣州多暴雨，外面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市場前的馬路窄得只容三輪車通過，每到夜里，路上堵得水泄不通。人們通常以為，是中大布匹市場單方面滋養了康樂村，但如果沒有周邊制衣廠的帶動效應，中大布匹市場也不會成長為今天中國最大的面輔料市場。千禧年后，廣州紡織服裝產業井噴式成長起來。1999年，廣州服裝年產量是6.8萬件，到2013年時達到頂峰7.2億件，十余年間翻了1萬倍。從服裝批發市場、布匹市場到制衣工廠，這條產業鏈幾乎同步壯大起來。“最好的時候，不管什么貨都能賣掉。”董姨說。貨物流水一樣來去，財富在這里快速聚集，中大布匹市場臨街的鋪面租金價格不菲，每年要一兩百萬元，但商戶的營收可以輕松過千萬元。一位中大布匹市場的老板記得，有的大型商戶光是每天檔口收的現金，都要請兩輛運鈔車運走。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開始中國服裝零售商品銷售額增長趨于緩慢，此前兩位數以上的年增長率，到了2014年僅增長8.5%至2843.85億元。服裝零售商品出口額也不復早年間的高增長，同年僅增長11%至2.55億元。
康樂村和它賴以生存的中大布匹市場，自此褪去了傳奇色彩。
固有的生產模式讓康鷺村和兩波時代熱潮擦肩而過——淘寶系電商和SHEIN（希音）系的跨境電商
左群又開始發愁了。每年年后都是康鷺地區的旺季，訂單涌來，她卻招不到足夠的工人。20年前，左群跟著湖北同鄉到鷺江村學藝。后來和丈夫開了家制衣廠。廠子的投資門檻很低，一二十萬元的資金就可以支起一攤生意。城中村內，工廠越開越多，她也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價格戰中。
攝影/柳書琪
紡織服裝產業鏈，中小制衣廠處于價值鏈的最底端。它們沒有過硬的設計能力，也缺乏銷售渠道，利潤空間比較被動。假如原本做一條褲子5元，4.5元也有人搶，總有人報出更低的價格。每一個環節的價格都極其透明，面料、輔料、用工成本，服裝企業報出的價格已經把這些成本涵蓋在內，沒有給制衣廠留下多大的利潤空間。工人的工資按件計費，日薪通常在350元左右，年后行情漲到500元，還是招不到工人。工人不夠了。這幾年，這個情況越來越明顯。康樂村里絕大多數工廠的老板、工人年齡都在四五十歲以上，年輕人嫌制衣業工作辛苦、工作環境空氣質量太差，美容美發、外賣快遞是更多人的選擇。“你是單身嗎？”周康問。他今年29歲，在湖北老家這是個該結婚的年紀了，但在康樂村，他找不到和他年齡相仿的女性。他感嘆，如果早去幾年，興許能找到對象。“現在廠里只有嫂子。”房租也越來越高。康鷺一帶地處廣州市中心地帶，周圍的地價在過去20年內飆漲。左群多年前租下了一層樓的廠房，當時的租金是3000元，后來幾乎是成倍地漲，現在的價格要8000元。算上水電，每月的固定開支要上萬元。康樂村街頭巷尾的告示板上，密密麻麻張貼著廠房、設備轉讓的消息。“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進來。”左群引用了一句《圍城》中的話。交談中，她樓下的制衣廠老板上來閑聊，談起年后剛旺了十來天，訂單量又掉下去了。他已經把制衣廠轉讓的告示貼出去了，暫時沒人來問詢。左群也考慮過是否要換個行當，兩個女兒都已成年，勸她不如在家享清福。但她覺得，閑下來也無聊，不如還是慢慢做，賺得少些也無妨。去年底一個人被封在村內的那一個月，她無法工作，在家給小外孫裁了好幾件衣服。過去十年，康樂村一切如昨。它的失落，不僅因為本身產業進入成熟期，固有的生產模式也讓它與兩波熱潮擦肩而過——淘寶系電商和SHEIN系的跨境電商。
一位康樂村女工正在工作。攝影/柳書琪
比如，淘寶將廣州的白云區大源村、番禺區里仁洞村變為了“淘寶村”，新崛起的廣州跨境電商SHEIN則將番禺區南村鎮變成了“SHEIN村”。康樂村中網單的規模卻無法和這些村莊媲美。一位SHEIN廣州供應商告訴《財經十一人》，康樂村里基本沒有SHEIN的訂單。為什么擁有絕佳區位優勢的康樂村，看上去錯過了這些風口？速度、質量、價格，組成了不可能三角。康樂村雖有能人巧匠，但緊張的生產周期壓縮了質量，難以觸達更高端的客戶群。村子里很多衣服，有20年裁縫經驗的左群都看不上眼。她的標準是衣服做出來，應該自然整齊服帖，現在很多衣服卻一團糟，“要熨一遍才像話”。康樂村的地理特點也限制了工廠規模的發展。在狹促擁擠的城中村內，康樂村制衣廠的面積再大不過一兩百平方米，工人幾十名，很難支持淘寶、SHEIN大批量的訂單生產。
在淘寶村、SHEIN村，運輸布匹有專門的貨梯。但在康樂村的握手樓間，沒有安裝電梯的余地。人們砸掉窗戶，安裝吊機，把沉重的貨物從樓宇的空隙中緩慢降落下去。
一位熟悉湖北與廣州服裝行業變遷的行業人士判斷，目前暫時沒有哪里可以承接得了康鷺村的產業
成本的上漲，前些年就讓一些湖北籍老板決定返鄉創業。2022年12月后，為疫情所困的湖北老板、工人陸續返鄉，這股風潮倏忽壯大起來。廣東省湖北商會秘書長郭修對《財經十一人》說，老板與工人的回鄉，被湖北看作是一次機會。疫情政策調整后第三天，湖北省經信廳立刻聯系郭修，組織了一場幾十家湖北籍企業的座談會，隨后荊州、潛江等市級政府在廣州召開了一系列招商引資大會，把紡織服裝產業對接作為重點項目。在湖北潛江，粵楚國際服裝時尚產業園正在大興土木。這片園區占地200畝，投資5億元，主要用于承接廣州市服裝企業轉移。郭修了解，已有幾十家企業準備落戶。廣州市湖北天門商會給《財經十一人》提供的數據顯示，康樂村、鷺江村，以及周邊的上沖村、大塘村總人口約30萬，其中80%是湖北人，也就是24萬人。這之中又有50%是天門市人。湖北省天門市、荊州市、潛江市內，已漸漸形成了紡織服裝業的小集群。周康的老家在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鎮上有一棟四五層的小樓，里面駐滿了小型制衣廠。去年12月，離開廣州時，周康賭氣不再回來，在老家找了份工作。每天他可以從家里的自建小樓房徐徐步行去上班，早上8點或者10點出發都可以，晚上8點回家。但工價也更低，一個月預計在湖北可以賺三四千塊錢，在廣州淡季能有六七千，旺季甚至能過萬。大河漲水小河滿，湖北的訂單多來自廣州的外溢。每筆訂單量很少，十幾件、幾十件也做。廣州服裝企業老板張銘聰不建議服裝加工廠貿然回鄉。他判斷的準繩是每月5萬件的訂單量——這是康樂村絕大多數工廠都無法實現的水平。用他的話說，達不到的話“物流成本都覆蓋不了”。張銘聰選擇了一個折中模式。去年9月，張銘聰把他位于番禺區南村鎮的制衣廠，搬回了湖北天門。廣州保留設計與開發部門，形成了“前店后廠”的模式。他在湖北的前期投資額在100萬元左右，湖北的房租“廣州兩個月，頂家里一年”，工人成本下降20%。搬回湖北后，公司的凈利率從5%上漲到了7%。張銘聰所在的一個湖北小工業園區，已有十幾家紡織服裝企業。但遠離廣州，物流和時間壓力隨之而來。在快時尚行業，時間是一切，通常從收到訂單到交付的周期，制衣廠只有七天。但廣州到湖北，貨物一來一回，要憑空多兩天。張銘聰的廠基本只剩三天生產，有時生產任務太重，他會將多余的訂單分散給周邊小廠。家鄉的生活安逸，張銘聰感覺少了點闖蕩江湖的意思。身在快時尚行業的后端環節，需要對市場趨勢有敏銳且全面的判斷力，在廣州耳聰目明，在湖北則難免遲鈍半拍。轉移回湖北的條件是嚴苛的。在廣州制衣行業中，張銘聰的企業已是中等偏上的規模，年營收約4000萬元，廠房面積2000多平方米，有100多號工人。更關鍵的是，他的企業有持續穩定合作的大客戶，不為訂單發愁。左群廠里一個女工年前在湖北老家開了個廠，廠房租賃、設備購置、招募工人的成本比廣州低不少，但沒堅持半年這個女工就關了工廠回到了康樂村。“做著做著發現少了這個，開車一個小時出去買一趟。一回來又發現少了那個，又要去買。算下來，油費都比買的東西貴。”這位曾經的工廠老板很是煩悶。而在康樂村，打一個電話就有相熟的老板送貨上門。回到這里，她情愿做一個普通的女工，不再操心經營。康樂村半數以上的工廠依賴著傳統的沙河、十三行等服裝批發市場，快速發貨是它們的生命線，回到湖北后差異優勢便不復存在。在產業鏈還缺胳膊少腿的時期，額外的運輸成本、訂單短缺，都有可能把小廠壓垮。周康最終還是回到了逼仄的康樂村。他受不了湖北的寒冷，廣州的1月末已經春暖花開。左群心里的賬也算得清楚，免租金、免稅收、低廉水電打動不了她，做生意束手束腳，只能免談。一位熟悉湖北與廣州服裝行業變遷的行業人士判斷，目前暫時沒有哪里可以承接得了康樂村的產業。康樂村的魅力，源自于財富的聚集效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湖北，要兼顧老人與孩子；在番禺，可以慢工出細活；只有在康樂，人們心甘情愿幾乎不眠不休地勞作。
即便產業步入成熟、衰退期，康樂村依然無法替代。因為制衣廠主和工人們知道一個樸素的道理——這里還可以掙到錢。
看起來清遠什么都準備好了，只要人過去就行。這些政策有吸引力，但產業生態、物流、招工還是問題
在康樂村向北80公里處，另一個地方也在等待著這里的產業轉移。兔年首個工作日，廣州市政府召開了高質量發展大會，會上專門提及了康鷺片區的改造與向清遠轉移的計劃。這是一個在中大紡織商圈流傳已久的說法，早在2019年時廣州政府就曾提出，要結合“廣清一體化”戰略部署，研究引導中大布匹市場物流、倉儲、加工等產業向清遠疏解。由于疫情，這個方案又擱置了下來。
2月17日，在鷺江村內一片空地上，清遠市政府與廣州市海珠區政府召開了廣清紡織服裝產業有序轉移的招商大會，宣講清遠扶持紡織服裝產業的政策，以及園區廠房、宿舍的租金優惠方案。
一位服裝廠老板逛了一圈后評價：“看起來他們什么都準備好了，只要你人過去。”他承認這些政策有吸引力，但產業生態、物流、招工還是問題。情況不明，他還在猶豫。老劉在招商工作人員的再三勸說下，搭乘免費大巴車，和工人們到了廣清中大時尚科技城。道路通暢的情況下，車程約一小時。下了高速，是清遠與廣州交界的郊區，植被茂密，路旁是鄉鎮小街。繼續行駛了約20分鐘，才看到一幢幢灰白相間的大型廠房，有的還在施工。附近的高層住宅樓已拔地而起。
按照規劃，廣清紡織服裝產業園用地超過1萬畝，現階段可承接2000家企業拎包入駐，建成后可承接企業近萬家。官方數據稱，截至去年底，已進駐企業350家，達成意向進駐的企業2470家，包括比音勒芬、哥弟、奧康、寶發服裝輔料、盛豐顏紡織等紡織服裝企業。紡織服裝行業的老板們了解優惠政策后，認為清遠的招商方案不是針對中大紡織商圈的企業，更不是為康樂村設計的，而是向全國的招商引資。一位講解員告訴《財經十一人》，廠房租賃的最小面積是1000平方米。這是中大型服裝企業的生產規模，康樂村的工廠大多僅有一兩百平方米。講解員隨后補充，幾個廠合租一個廠房也是可以的。為了招募工人，清遠的工廠主們對熟手開出了8000元-1.2萬元的高額月薪，新手在培訓期也有2000元-3800元的月薪。老劉在一個廠房里看到，絕大部分人還是純新手，“不是生疏，是不會做”。這些工人經過培訓后，也許可以在大工廠里“做流水”，卻不能像康樂村一樣“做整件”。秦磊曾是一家廣州面料企業的負責人，他的前公司十年前就將工廠從佛山市張槎鎮遷至清遠，這為清遠紡織行業的生態提供了參考樣本。這家公司的檔口仍留在中大布匹市場，倉庫在檔口附近，與清遠形成了理想的“前店后廠”互補關系。他告訴《財經十一人》，清遠工廠的工人絕大部分都是本地人，時常面臨工人短缺的問題，還需要從外地額外招工。公司曾打算讓一部分檔口員工也去清遠，減少一些環節的溝通成本，但員工“寧愿辭職都不去”。產業轉移的前期投資也是一大阻力。秦磊的前公司當時在清遠購置了多余的土地，一直沒有投入使用。這些年紡織服裝行業普遍效益不佳，利潤稀薄，公司沒有增產動力。清遠到廣州的距離，說遠不遠，貨物當天可以往返；說近不近，常規的4.2米廂式貨車運輸一趟來回要1000元。郭修說，市場的要素太復雜了，有時相隔兩三公里，也是兩重天地。比如深圳華強北市場如火如荼，相隔一條街的華強南卻冷冷清清。盡管在宣傳上這片土地是為了承接中大紡織商圈而規劃的，但康樂村的人們來到這里依然有一種強烈的隔閡感。康樂村嘈雜、擁擠但生活便利，有市井氣息，這里寬敞、明亮但像是城郊的一座孤島。老劉想點份外賣，發現最近的飯店在6公里外，起送價50元。左群仍在徘徊，她認可清遠園區建得漂亮，卻不清楚優惠政策有幾條能落到她的小廠身上。她不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周康對清遠開出的高薪興致索然，康樂村旺季的工價不亞于此，他認為，“人多了，工價又會下來的”。
攝影/柳書琪
馬志輝所在中國紡織建設規劃院，為廣清紡織產業園提供建設規劃方案。他曾走訪過康樂村多次，被那里的產業活力和城市煙火氣打動。他對《財經十一人》一再說，“要保留一種生產方式，必須要營造一種生活環境。”中大紡織商圈歷經30余年的持續迭代與良性互動，而清遠是紡織服裝后發地區。它缺乏的，恰恰是專業市場與服裝加工相互依存的產業鏈互動體系，以及包括生活配套在內的一套完整的城市公共資源體系。馬志輝說，這些年以純生產加工的大型工業園，已經向生產和生活配套的復合型產業載體轉型。要想發揮出清遠對康樂村產業的疏解作用、引導廣東省紡織服裝產業向清遠有序轉移，應當建立一個良好的產業體系和新型的生活社區。專業機構、學校、醫院、小飯館、便利店等設施都要被考慮在內，既要形成產業生態，又要形成社會生態。
“一個區域的生態中，不能只有大樹，還要有灌木叢、有小草、有蜜蜂、有螞蟻。”馬志輝說。
在他的設想中，稅收減免、免租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自然地推動產業再次聚集。中大布匹市場的檔口可以留在原地，但倉儲、物流可以轉向清遠，以降低企業的物流成本，在清遠形成一個“小中大”。這樣一來，原先中大商圈的產業優勢也可得以保留。
一個內在仍有生命力的產業，要在外力下被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軀體中，難度不亞于心臟移植
廣州中大紡織商圈向清遠轉移，看似兩全其美，當中也有地方政府的角力。“廣州方面想給的，清遠企業未必想要；清遠方面想要的，廣州企業未必肯給。”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員丁力研究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多年，他對《財經十一人》總結道。從廣東省大盤上看，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形勢依然嚴峻。2022年珠三角地區GDP（國內生產總值）占廣東省比重約80%，和粵東、粵西、粵北地區差距巨大。早在2008年，廣東省就曾提出“騰籠換鳥”政策，要將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東西兩翼、粵北山區轉移。“但現實是這些地區沒有獲得太多實質性的紅利。”丁力評價。更嚴峻的是，去年疫情之下，廣州自身也面臨著較大的經濟增長壓力。2022年廣州GDP為28839億元，同比增長1%，全國排名第五，被重慶超越。廣州與深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相差出一個越秀區。紡織、服裝、制鞋業是廣州的重要產業。2021年這三個細分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占廣州市總量的13.3%。如果產業及相關配套轉移出廣州，將直接影響到廣州今年的經濟表現。這次產業轉移的重點是以康樂村為代表的服裝產業，小、散、亂，經營規模不大。廣州希望借此機會將這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中心城區，方便下一步的城中村治理工作。而對于中大布匹市場這個超大型的商貿中心，廣州仍然要保留。在海珠區“十四五”產業發展規劃（2021—2025年）中，提到要提升中大紡織商圈影響力，建設中大國際紡織時尚中心，并聚焦面料研發等高附加值產業，做強面料展貿等傳統優勢產業，做精服裝定制等都市工業，做優潮流發布、服裝設計等時尚產業。但清遠想要的，恰恰是大型紡織服裝企業。在清遠的規劃中，廣清紡織服裝產業園將帶動周邊地區產值超千億規模。2022年，清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僅672.5億元。千億級別的產業帶動效應，對清遠舉足輕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丁力判斷，清遠的紡織服裝園區的結局不會太差。除了交通便利、成本低廉，清遠的一大優勢是可以借助大灣區發展國內、國際雙循環，進退有余，珠三角腹地也非常廣闊。另外，過去各地都把服裝行業視作傳統產業，不是政策扶持的重心，但廣東省以及清遠市的重視，也讓廣東其他城市以及浙江、湖北、河南等地的企業愿意在此落地。只是，這與規劃中將康樂村及周邊的加工、倉儲環節轉移過去的設想，存在差距。比較湖北與清遠，現階段兩地在承接康樂村產業轉移上的條件都難言成熟。但以史為鑒，珠三角的產業轉移在“騰籠換鳥”時呈現出了跳棋式遷移，而不是圍棋式遷移。也就是說，產業跳過了粵東、西、北，進入了廣西、湖南、江西、湖北等地，或者東南亞地區。丁力解釋，這是因為珠三角有大量外省人，有返鄉創業的動力，而且回到中部省份便于深入內陸市場。而向東南亞轉移，則是因為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康樂村的故事是相似的。湖北籍的老板與工人們或多或少考慮過回鄉建廠、務工，只是時機未到，清遠又是一個陌生城市。有的老板在康樂村外，還在番禺區有工廠，到了不得不搬遷時，制衣廠們流散在廣州市其他區域，也是一種可能。這樣一來，康樂村很可能將成為歷史。“一刀切式的治理是很容易的，但不加選擇地搬來搬去，這種生產方式很可能就消亡了。”馬志輝說，政府更應采取精準的疏導方式，在公共安全與產業延續間找到平衡點，在升級和優化的前提下保留這種獨特的生產方式，保持廣州服裝產業快速反應的優勢。他認為，政府更應采取精準的疏導方式，在公共安全與產業延續之間找到平衡點，使這種獨特的生產方式在升級和優化的前提下予以保留，讓廣州服裝產業快速反應的優勢得以保持。一個內在仍有生命力的產業，要在外力下被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軀體中，難度不亞于心臟移植。湖北武漢的漢正街是前車之鑒。上世紀80年代后，漢正街是與義烏齊名的小商品集散市場。由于消防及城市更新等原因，2011年后，漢正街被整體搬遷至漢口北市場，許多商戶因此流失，廣州服裝行業中就有不少當年漢正街的商戶。而漢口北失去了聚集的一口氣，沒能再現漢正街的輝煌。一位親歷者回憶，當年武漢下定決心，整治、規范漢正街，后來其實是有遺憾的。漢正街與康樂村一樣，是富民工程，有財富效應。近年來有商戶向漢正街回流，漢正街才恢復了一些人氣。在廣東“騰籠換鳥”時期，曾興起過兩地政府共建產業園的熱潮。丁力做過中山市與潮州市共建產業園的跟蹤調研，發現兩地政府建設好園區后，中山市企業家的投資意愿很低，他們的原材料和市場都在海外，工廠在中山，沒有必要去潮州中轉。“錢砸下去了，籠子建好了，鳥進不來。”丁力形容。幸運的是，最后潮汕籍企業家返鄉創業，盤活了這片園區。“由政府主導的產業轉移，最忌諱的是政府的一廂情愿，因為政府的想法與市場往往是不統一的。”丁力說，“否則就是轟轟烈烈走過場。”但也不是沒有成功案例。郭修曾擔任江西省贛州市南康區的政府顧問，2011年起幫助家具行業從廣東向南康轉移。當時南康鎖定了家具為支柱產業，集全區之力，制定了五年、十年的規劃，歷任政府官員接棒完成。起步期，政府幫助企業采購、補貼運費，逐步完善周邊設施，到今天產業鏈從源頭到終端都已逐步配齊。2022年，南康家具總產值逾2300億元，已是贛州市規模最大的產業集群。這看起來沒有什么秘訣，郭修深有體會。“產業轉移不能是沙漠中種蘋果。”他說，要考慮當地的產業基礎，南康的成功源于它有大量外出打工的木工，以及在外地有許多具備技術和管理優勢的江西籍企業。
關鍵是政府必須拿出真金白銀的誠意。郭修建議，政府與企業間可以簽訂對賭協議，政府送廠房、做好服務，為企業設立業績目標，激勵企業“搏一搏”。
現階段康鷺片區的工作不是“舊改”，而是“城中村綜合治理”，這兩者是有差別的。但村民們的打算已經各有不同
夾在廣州、清遠、湖北間的康樂村，終于實質性走到一個局促的十字路口。2021年1月，康鷺片區村民投票決定，合生創展成為其舊改合作企業，舊改總建筑面積335.94萬平方米，總投資額約346.67億元，其中復建安置資金250.77億元，被稱為“廣州最貴舊改”。按照招標方案，合生創展應在2021年底前完成實施方案審批、補償安置方案表決并啟動補償安置協議簽約，2023年底前安置房開工建設，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設。但據《財經十一人》了解，舊改進度緩慢，目前仍在前期研究階段。一位接近政府的知情人士對《財經十一人》強調，現階段康鷺片區的工作不是“舊改”，而是“城中村綜合治理”，這兩者是有差別的。城中村綜合治理包括拆除違建、整治消防、解決環境臟亂差、宿舍與工廠分離、引導產業轉移等。鳳陽街道在公開信中稱，政府工作將分三方面展開：一是人居環境治理上，拆除違法建設，整治安全消防；二是整體規劃建設上，推進城中村更新改造，解決基礎設施破舊、環境臟亂差、隱患叢生等頑疾；三是在產業形態引導上，推進康鷺一帶的中大紡織商圈產業的“留”和“轉”，實行“梯隊有序轉移”。康鷺片區計劃今年一季度完成4萬平方米、二季度8萬平方米的拆違任務，全年拆違目標20萬平方米。目前拆除面積已達到2.4萬平方米。消防安全也是一大隱患。《財經十一人》在康樂村里看到，有的工人一邊工作、一邊抽煙，廠房內張貼著消防標語，也無濟于事。老板只能在旁邊放一杯水，讓工人把煙頭滅在水里。
張貼著消防標語的康樂村廠房。攝影/柳書琪
上述知情人士認為，這些才是康鷺片區的治理重點。在綜合治理完成后，才有可能推進舊改項目。他個人判斷，至少最近幾年，康鷺片區很難拆遷。但無論是紐約還是新加坡，光鮮之下都有骯臟、混亂的一面，小攤小販隨處可見。但結合有序的城市管理，依然能夠使這些城市充滿活力。馬志輝感嘆，“一體兩面，才是城市的煙火氣、才是生活的本質。”城中村正如同城市化過程的褶皺，褶皺中會藏污納垢，但也可能讓城市這匹布料看起來更柔軟。在廣州打拼近20年，康樂村早已是這里的湖北人的另一個家鄉。這里可能是全廣州湖北話密度最高的地方。“和人談事，張口就是湖北話，從來不會說普通話的。”老劉是湖南人，但早可以毫無障礙地理解湖北各路方言。“干脆拆了算了。”左群沒有向太多人說過，她早疲于應付制衣廠間的價格戰，真拆了，她也算解脫，理直氣壯地另作打算。村子里的人們都聽說了要往清遠轉移的消息，人們表面上依然不以為意。他們調侃著聽聞中的人，早些年在清遠買了房，卻還沒等到房價暴漲的那一天。但交談近尾聲，他們還是會試探著發問：確定要搬嗎？會拆遷嗎？什么時候拆？
沒有等到答案，很快他們的思緒又被工作占滿了。一位50來歲維修剪線機的技工一邊低著頭忙活，一邊自言自語：“到拆的那一天，我也不干了。”
（應受訪者要求，周康、張銘聰、秦磊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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