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后的主要經濟形態，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選擇。目前，我國數字經濟呈現高速發展態勢。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達41.5%；產業數字化規模達41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的比重約為81.7%。數字經濟的最終落腳點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企業數字化轉型是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企業數字化轉型在推動經濟增長、提高國家競爭力，以及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視。就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對于保持競爭力、提高效率、提高客戶滿意度、促進創新和確保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市場的日趨復雜化，數字化轉型已成為企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在全球數字化革命浪潮下，伴隨著后疫情時代宏觀經濟環境、地緣政治環境的極度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數字化轉型不僅成為跨行業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成為推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支柱。深入分析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發展現狀，有助于加速國家數字化發展戰略的實施，構建數字經濟新優勢，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從2018年開始，埃森哲與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合作開發了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連續6年持續追蹤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并發布六份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報告。為了評估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成熟度，埃森哲開展了一系列對企業高管的調研，并開發了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以量化的方式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現狀進行評估。報告調研行業涉及高科技制造、汽車及工程機械、消費品、自然資源、傳統零售、化工建材、醫療醫藥、公用事業。

數字化轉型指數的指標體系層面，也略有差異。2018年主要通過智能運營和數字化創新兩個層面構建數字化轉型指數的指標體系；2019—2022年通過智能運營、商業創新、主營增長三個層面構建指標體系；2023年從五大關鍵能力出發構建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體系，包括開創競爭新前沿、全局性拉通、打造數字核心、融入可持續、釋放人才力量。

埃森哲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得分的高低意味著數字化轉型進程的快慢。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從2018年的37分增長至2021年的54分，隨后從2022年開始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放緩，數字化轉型指數下降為52分，2023年進一步下降至44分。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從“粗放式”（2018—2021年）發展逐步轉向“內涵式”（2022—2023年）發展。

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粗放式”發展指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企業主要側重于規模的擴張和技術的快速采用，而忽視了轉型的深度與廣度；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涵式”發展是指全面、多維度的立體轉型，轉型重點不僅在于技術的應用，更強調企業需要對行業競爭前沿具備前瞻性、協同組織內部以實現全局轉型、構建強有力的數字核心以優化運營，并促進加速增長，以及重視環境可持續發展。

2018年至2021年，我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經歷了從初步探索階段逐漸演變到深入實施和不斷優化的過程。2018年至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迅速發展，數字經濟規模從31.3萬億元增長到45.5萬億元，增長了45.37%。數字經濟的發展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了動力和方向。2018年，互聯網企業憑借數字技術優勢跨界延伸到許多傳統行業，“互聯網+”策略被許多企業作為探索數字化轉型的初步嘗試。

2019年，企業更加注重通過數字化迅速擴張市場和產品線。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中國企業不斷強化線上溝通渠道、提供線上服務、開展遠程辦公，電子商務、在線教育等新模式、新業態不斷涌現，企業領導人開始反思如何進行企業數字化轉型以應對不確定性，維持企業經營活動。2021年，企業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必然要求，以適應遠程工作、線上服務和數字化運營的新常態。企業也開始利用高級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技術等驅動決策制定、優化業務流程。

總體來看，2018—2021年企業數字化轉型處于“粗放式”發展階段。在“粗放式”發展階段，企業在追求數字化轉型規模和速度的同時，忽視了效率、質量和可持續性。

首先，企業在數字化技術和工具上進行大量投資，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和有效的實施措施，長期看這些投資并未帶來預期的回報。其次，企業積極采用先進數字化技術，但沒有深入到業務的核心，如對供應鏈、生產流程等的深度優化和重新設計。再次，忽視人才和文化轉型，在“粗放式”的數字化轉型中，企業未能充分重視人才培養和企業文化改革，導致員工無法有效利用新的數字工具，同時企業文化也未能支持創新和數字化的深入發展。最后，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更多關注短期效果，而未能為長期的數字化發展制定可持續的戰略規劃。

2022年、2023年，全球形勢的不確定性不斷增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政治、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格局發生深刻動蕩。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AI的快速發展促進了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為企業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在此背景下，全球企業正面臨“擠壓式轉型”的挑戰，即政治環境不穩定性、市場需求的快速變化、技術的不斷進步，迫使企業加速轉型，不僅僅是技術的升級，也涉及業務模式、管理方式、企業文化等多個方面的轉型。

從國內情況看，在新冠疫情之后，由于經濟復蘇速度低于預期，消費、投資和出口領域均遭遇壓力，導致企業的利潤率出現下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著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足，產業鏈供應鏈受制于人，不同行業、區域、群體間數字鴻溝未有效彌合，數據資源價值沒有充分釋放的挑戰。因此，中國企業也面臨著“擠壓式轉型”的挑戰。

埃森哲全球顛覆指數顯示，全球不確定性在過去五年內飆升了兩倍。面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世界經濟環境、科技創新的加速迭代、消費者需求的不斷變化、氣候變化、供應鏈挑戰、人才短缺等因素，“粗放式”的數字化轉型方式失效，也在較大程度上推動企業加速重塑，逐步向“內涵式”轉型模式轉換。

“內涵式”轉型模式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深度、廣度上有了新要求。企業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技術層面的革新，更是一項全面的戰略工作，要求企業在整體戰略規劃中明確地融入數字化目標，通過建立強大的數字基礎設施、探索前沿技術應用，推動業務創新、提高運營效率。同時，企業需要通過有效的數據管理和分析來支持基于數據的決策制定，從而獲得關鍵的業務洞察。

在“粗放式”數字化轉型發展階段（2018年至2021年），企業數字化轉型主要聚焦于智能化運營，并逐步擴展到包括主營增長和商業創新在內的三大價值維度。

這一階段，面向客戶的前臺環節、生產制造的中臺環節，以及企業內部管理的后臺環節，都在數字化的浪潮下經歷了顯著的變革。在前臺環節，企業通過應用大數據和先進的分析工具創建用戶畫像，運用數字化營銷策略提高效率、改善客戶服務體驗。例如，借助聊天機器人、增強現實（AR）和虛擬現實（VR）技術加強與客戶互動。在中臺環節，企業借助物聯網、工業互聯網、機器學習等技術，實現生產過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在后臺部門，企業通過建立高效的IT系統，加強內部的信息流動和溝通協作，提高管理效率。

這一時期的轉型雖以核心業務的運營效率提升為主，但為后續的全面業務模式和組織結構調整奠定了基礎。例如，寶鋼集團通過將物聯網、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與其相關業務融合，構建了智能制造體系。同時，通過創建B2B電商平臺歐冶云商，專注于鋼材供應鏈服務。

在“內涵式”發展階段（2022年至2023年），企業數字化轉型更加強調戰略性和綜合性。面對全球經濟的挑戰和不確定性，企業開始更加謹慎地對待數字化投資，將重點從單純的技術引入，轉移到整體業務流程和組織架構的優化。這一時期，企業對數字化投資的決策更加注重長期效益和戰略契合度。隨著數據保護法規的加強和市場風險的增加，數據安全和合規性成為重要的考慮因素。企業在選擇技術解決方案時，更傾向于那些能夠提供明確投資回報和符合長期業務目標的選項。

2023年，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演變成為一場涉及商業模式、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等的全面變革。企業開始意識到，數字化轉型的成功不僅取決于技術的先進性，更取決于如何將這些技術融入公司的核心戰略、改善業務流程，以及如何塑造支持創新和適應變化的組織文化。企業越來越關注數字化人才的培養和數字化文化的建設。隨著技術的發展，對具備相應技能的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長。

此外，企業也開始探索如何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融入數字化戰略，以期在保護環境的同時促進業務增長。例如，聯想集團通過業務模式、流程、人員、組織文化、技術和系統的全面轉型，形成數字化轉型生態圈。面對全球經濟疲軟、地緣政治等風險，聯想集團2022/2023財年非PC營收占比提升到近40%，基礎設施方案業務和方案服務業務成為第二增長曲線。

領軍者企業指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敢于探索和拓展新業務領域的公司，并不斷地向新業務領域進軍尋求轉型機會，且在過去三年中，新業務營業收入占總營業收入的50%以上。根據2018—2023年埃森哲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數報告，領軍者企業的占比從2018年到2022年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從7%增長到17%；2023年降為9%，但出現“重塑者”企業（2%）。

“重塑者”企業以創新和數字化為驅動力，不僅追求當前業務的卓越，更致力于塑造未來的競爭優勢，通過全面的業務和功能改革，在追求財務增長的同時，也注重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整體看，領軍者企業的演變經歷了四個階段。

2018年至2019年間，數字化轉型領軍者企業進行積極探索和戰略性擴張。2018年，領軍者企業逐漸意識到數字技術是推動業務轉型的關鍵，主要在智能化運營和數字化應用上投入顯著。2019年，領軍者企業增加至9%，這表明更多的企業開始認識到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動。此時，領軍者企業在深化主營業務的同時，敢于拓展新業務領域，在戰略上表現出領先優勢，且在長期規劃中強調商業創新和新舊業務的協同發展。

2020年，領軍者企業在新冠疫情挑戰下化危為機、化險為夷。領軍者企業占比為11%，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挑戰，企業憑借著完備的數字能力，有效地應對了新冠疫情帶來的沖擊。首先，由于領軍企業在韌性和創新兩大核心數字能力上的突出表現，63%的領軍企業在3個月內恢復到正常產能，這一比例在非領軍企業中遠不及一半。其次，面對危機，領軍企業借助數字化轉型開辟新的增長路徑，利用數據驅動的運營體系和決策機制應對外部變化、優化資源配置，通過全渠道數字化營銷策略，快速響應市場需求，并加速新產品和服務的研發和應用。

此外，供應鏈的數字化和彈性化改造，使得領軍企業在新冠疫情中能夠快速調整供應鏈策略，減輕新冠疫情對供應鏈的影響。以美的集團為例，該企業持續升級數字化轉型部署，打造云端全價值鏈、積極布局工業互聯網，夯實數字化經營基地，實現了研發、制造、營銷、售后的全價值鏈條數字化轉型，最終從數字化轉型1.0進程步入數字化轉型2.0進程。

2021年，領軍者企業的比例顯著提升至16%，反映了我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道路上的加速前行。領軍企業在新冠疫情大考中展現出了卓越的應對能力，通過積極的數字化投資和創新實踐，迅速適應市場變化，有效利用數字化手段恢復產能并保持業務增長。在營收增速方面，領軍企業與其他企業的差距從新冠疫情前的1.4倍擴大至3.7倍，凸顯了其在后疫情時代的競爭優勢。2022年，盡管外部環境依然充滿挑戰，但領軍企業的比例進一步增加至17%。

面對復雜多變的市場情況，領軍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上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創新領域，在產品和服務的數字化升級、新興數字技術的培育積累，以及基于平臺的研發能力方面遙遙領先于其他企業。值得一提的是，領軍企業還積極促進內部創新創業，從員工潛力和組織協同的角度出發，鼓勵創新迭代和業務開拓，持續推動企業轉型和市場擴張。例如，三一重工集團長期堅持數字化發展戰略，以智能制造、智能產品、智能運營為抓手，不斷突破，實現全面數字化轉型。

2023年，數字化轉型領軍企業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領軍企業的比例下降至9%，但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重塑者”企業。“重塑者”企業不僅繼續加強數字化投資，還積極開創新前沿，致力于全面的戰略性重塑。這類企業不局限于傳統的數字化技術的應用，更多地涉及業務模式、組織結構、管理方式和企業文化的轉型。

領軍企業仍然堅持數字化轉型戰略，不斷加強創新和技術方面的投入，維持并強化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利用數字化手段快速響應市場變化，滿足客戶新的需求。然而，領軍企業依然面臨著如何在不確定的宏觀環境下保持創新和競爭力的挑戰。

2023年，“重塑者”企業占比2%，主要致力于通過數字化戰略進行全面重塑。這類企業不僅關注業務層面的數字化，還在組織架構、管理方式和企業文化等方面進行深刻的變革。“重塑者”企業在財務維度、技術回報和全方位價值創造上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他們敢于在不確定的環境中進行大膽的投資和嘗試，推動企業內部的重塑，考慮企業內更廣泛、更細粒度的變化，主動謀求多維度不確定帶來的價值機遇。

這些企業不僅在數字技術應用上展現出前瞻性，更在組織文化和員工參與方式上進行了創新，建立了更為靈活和適應性強的工作模式。由此，“重塑者”企業成為市場新的變革引領者，呈現出企業轉型的新模式和新路徑。以零售行業為例，阿里巴巴旗下新零售品牌盒馬以數據為驅動、數字化轉型為抓手，構建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產業模式、生態模式、消費模式、經營模式，促進企業不斷發展。

在不確定性環境下，隨著技術的快速進步和市場需求的不斷變化，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為此，建議企業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通過技術創新、戰略引導、人才培養等多維度策略引領行業變革，確保持續增長和市場競爭力。

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中，顛覆性技術正引發深刻變革。云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和機器學習等先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不僅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和工作流程自動化，還在創造新的商業模式和市場機遇。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正在改變客戶服務模式。因此，企業應該加強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借助先進的數字化工具，更深入地挖掘和應用數據，優化決策流程，增強客戶互動，提高自身的競爭力，為整個行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帶來新的突破。

明確且全面的戰略能夠幫助企業集中資源、優化運營、促進創新，并適應市場變化。目前，企業數字化轉型已成為必然選擇，數字化轉型戰略對于企業高效實施數字化轉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明確的戰略規劃不僅能幫助企業更好地識別市場趨勢、應對市場變化，同時也促進了內部結構優化和組織效率提升，進而為企業在數字化浪潮中穩步前進提供堅實的基礎。

可持續發展正在逐漸成為企業增強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中國在推動全球綠色經濟轉型方面具有獨特機遇，預計到2030年，每年將有望創造近2萬億美元的新增商業價值。這表明，將可持續性融入業務創新中具有巨大的商業潛力。因此，企業不僅需要關注短期的經濟效益，更應關注長期的可持續發展，通過環保和能源管理的創新應用，積極采用數字技術來支持可持續的業務模式，促進長期增長。

數字化人才發展和數字化文化建設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之一。以人才為發力點，加強數字化文化建設，不僅能提升企業在技術革新方面的能力，還能促進更加靈活和高效的工作流程。企業應致力于構建支持創新和適應變化的數字化文化，不僅能吸引和保留關鍵人才，還能激發他們的創造力和潛能。同時，企業也需要在招聘和人才培養方面進行重點投入，吸引和培養具有數字技能的人才，確保這些人才能夠在數字化轉型中發揮關鍵作用。

綜上所述，在2018年至2023年間，我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經歷了從“粗放式”到“內涵式”的演變，反映出企業在適應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不確定性中的戰略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數字化轉型領軍者企業也在不斷演變為“重塑者”企業，從最初追求技術快速應用和市場規模擴張，轉向更全面的戰略規劃和深度整合，重視數字化與業務模式、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的緊密結合，致力于實現長期的競爭優勢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