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掉陷阱里了，”川久保玲（Rei Kawakubo）猶豫著說道，她沉浸在思緒中，看起來很困惑：“但我停不下來。”

困惑？或許“受折磨”才更接近實情。對川久保玲來說，談論其工作從來都絕非易事。人盡皆知，她一直保持默然，現在，這似乎就是這份工作本身以及她在近乎半個世紀前創辦的Comme des Gar?ons這家公司最為真實的補充說明。

而這在最初不過是用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手段而已。此前，川久保玲是一名造型師，但總是找不到她想用在拍攝中的衣服，于是她決定自行設計。“我建立這家公司的前提，就是因為我總會試圖尋找一些原本不存在的東西、新的東西。”這是Comme des Gar?ons堅持了48年的かちかん（“內在價值觀”或“靈魂”）。

而川久保玲也與自己斗爭了這么長的時間。“因為我是那種決定要做什么就會一直堅持下去的人，所以一旦我在最開始的時候設立了這個前提，就會一直繼續做下去，在整個過程中，價值觀沒有搖擺，這就變得更加困難。我做得越多，人們期待的越多；我經歷的越多，要找到什么新東西就越難。但這一點是我永遠不會改變的，變了就不是Comme des Gar?ons了。我就不知道會變成什么了。我并沒有說要去創造一份給我帶來極大痛苦的事業。”

川久保玲熱愛朋克。讓我們迅速回放她的職業生涯，那種蔑視一切的DIY朋克精神就不斷重復出現。所以，這是構成Comme des Gar?ons基本矛盾的組成部分，是她給時尚界既定規則扎進的一把堅定的匕首。一季又一季，十年又十年，她每年展示一個春夏系列，一個秋冬系列，女裝與男裝。而且這還越來越難了。她當然能像所有人那樣打破陳規，比如她的同輩Azzedine Ala?a，想展示的時候才展示，否則少做一季也沒所謂。但是她相信，一旦自己停下來，就不會再開始。“我從來沒見過誰在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后，比原來做得還好，”她說：“在時尚界絕對是這樣。”另外她還堅持表示，時裝日程單方面的嚴格束縛是自律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下次吧……下次吧……如果我自己不追著問自己什么時候開始做下一件事，我就再也做不到了。”

這天早晨，我們與川久保玲在Comme des Gar?ons的巴黎辦公室見面。與往時一樣，與她共度26年婚姻生活的丈夫、Comme des Gar?ons總裁Adrian Joffe也在場。Joffe對她時常猶豫的言語模式極為敏感，為她擔任翻譯。與所有這位設計師身邊的人一樣，他也像我們確認，創作對川久保玲來說是極為痛苦的過程。當她真正創造出某樣事物時，這種痛苦才能消退。“似乎我只能這樣來進行創作，”她表示同意，“我永遠沒法確定什么，就算在發布會開始前的最后一分鐘，所有這一切都掛好放在一起了。我從來沒有說過：‘好，我搞定了’。從來沒有過。”

或許，過去一直就是如此。馬上用三個詞來定義Comme des Gar?ons，你會選什么呢？我會選：零（Zero）、全新的（New）和自由（Freedom）。零，是因為她畢生都在追求新的、不存在的東西；自由，顯然是這段探索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精髓。但是自由有著兩幅面孔：“有自由不去做某事”（Freedom from），“有自由去做某事”（Freedom to），二者均逃不脫負擔。早在多年前，著名精神分析師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就此做了定義，他的杰作《逃離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對今時今日的點明不亞于當年他成書時陷入納粹風云的1941年。對弗羅姆來說，自由與懷疑一模一樣的，真正的自由思想激發焦慮。顯然，他從未遇到思想最自由的時裝設計師川久保玲本人，但她無疑正是其理論的絕佳例證。

眼下最逼近川久保玲的焦慮來源，是將于5月4日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in New York）開幕的展覽，名為Art of The In-Between（“居于其間的藝術”）。縱觀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創辦70年歷史，這是其首次以單獨一位在世設計師為主題的展覽。這也是川久保玲第一次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上這樣的項目。為什么是現在呢？“時機對了，”她簡要地回答。其他也就順理成章了。

她從來沒興趣回顧自己的過往，所以也最厭惡傳統的藝術家回顧展的形式。策展人Andrew Bolton最初與她談及此事，她希望展覽關注過去4年就夠了，即從2014年春夏系列至今的8個時裝系列——她用2014年春夏系列改變了在Comme des Gar?ons的一切。當時，她碰了壁。回到了零點，沒有任何產出。她渴望產生另一種意識，什么意識都好，只要不是她自己的——“局外人”藝術家、自閉癥患者、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病人……“怎么把這些東西從我腦子里弄出去？”她問Joffe。把自己弄瘋并不太可行，之后她得出了一個結論：我再也不做衣服了，試都不會去試了。Not Making Clothing（“不做衫”）正是她給2014年春夏系列起的名字。從此之后，她不做“衣服”，她后來的每一場發布會顛覆了時尚最令人熟悉的形式與功能效用。“這是唯一繼續保持自我的方法，”她堅持表示。

同樣的道理，這也是她想象之中在博物館做秀的唯一方式。“但到了后來，整個事情走得有點遠了，和原來想的有點不同，”川久親口承認，“剛開始我不太開心。我從來不想做回顧展，但到最后弄得就像回顧展了。有舍有得吧。這是Comme des Gar?ons的一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專屬發布，不是在大都會藝術館舉辦的一場Commes des Gar?ons發布會。還是妥協了。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終于同意展出一些舊的款式。”最終錨定這場展覽的，是Bolton將用他的“舊”來做策展，川久打造博物館展覽的方式將是“前所未有的，我不想在別人的空間展示衣服。”

伴隨“Art of the In-Between”也有新出版物問世，書中包含展覽未開啟空間的誘人渲染圖，如迷宮一般的設計闡述了Bolton在引言中定義的、亦是川久保玲美學基石的概念：“無”（意為“空”）、“間”（“空間”）以及“侘寂”（wabi-sabi，對非對稱、不規則與不完美的禪宗美學）。今年1月當他在巴黎展覽媒體預覽會上概述這些極富感情的概念時，我想到Bolton正在慢慢引導川久。“Andrew做的翻譯，我大部分都聽得懂，”她回應，“有些我是同意的，有些不是。從大都會藝術館合作的過程中，我知道會這樣。策展人的觀點，就是在我們允許框架內的他的解讀。我們信任他，他也信任我們。”她曾表示自己更傾向把‘陰謀論’（conspiracy）這個概念理解為“合作”（collaboration）。她對我描述的是——“深入表面，把事情上下顛倒”。該書收錄了一段川久與Bolton對話的文字記錄，展示了將這段“陰謀論”推至某種程度（與限制）的、激蕩人心的洞見。

你也只能想到自由的兩張不同面孔了。川久保玲將會是無人能敵的斗士，這正是她的不安全感讓人驚訝的原因。“你確定那些不知道Comme des Gar?ons的人也會來嗎？”她問起了藝術館的觀眾，“我不覺得會有誰來。”我用Alexander McQueen當年在該藝術館舉辦的驚人展覽以及吸引的巨大參觀者數量來提醒她。“不是因為McQueen更出名嗎？”不，完全不是。當時我去看展，和一對年邁夏威夷夫婦聊了會天，他們說自己最開始是被博物館吸引來看展的，到了最后完全被展覽迷住了。這也一定會發生在川久保玲的展覽上。“一個新的受眾群體嗎？”她若有所思，“這倒是在大都會藝術館辦展的意義所在。我希望能將新的美學介紹給人們，告訴他們世界上還有欣賞美的不同方式和價值觀，它們的存在都各有根據。”

她語氣中那種類似的試探性口吻，也在談及名為“未來的輪廓”最新時裝發布會時出現。那場發布會上，巧妙串聯起來的聚光燈下，同時代表“原始”與“未來”的雕塑形狀，在抬升的粉色舞臺上小心翼翼地移動。這與川久通常的發布會相比，有了更多的……戲劇化色彩，平時模特們都直接走在地面上，不扯什么無關緊要的花樣。Joffe解釋，這是由于大都會藝術館宣布要辦展，更多的人想申請來看秀，所以要搭建舞臺讓所有人都能看清。

川久保玲也不情愿地同意了，但要確保舞臺做成原始的三角形，并且是粉色——“這樣它就更美了。”在發布會開始前10分鐘，她指導模特們要利用起整個舞臺：“要意識到彼此的存在，做一些交流。如果只是上去了又下來，你很難表達出很多東西。”與往常一樣，僅僅是要去了解她想通過發布會表達什么，就有可能被折射出多種解讀方式。“這曾含義是好的嗎？”她不太確定了。她一點想法也沒有。“直到我開始做下一季之前，我都不懂我上一季做得好不好。我很難下判斷。任何時候你問我，我都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做出下一季。這實在痛苦。”

痛苦，再次出現了。或許這就是標明“居于其間”展覽這一未知海域的精神狀態。在Bolton策劃下，展覽將一組組構成相對兩極的元素進行對比：時尚/反時尚、設計/無設計、彼時/現在、白雪/陽春、自我/他者、客體/主體、服裝/非服裝。任何想要對二者進行調和的努力，或許都能足夠模擬甫一開始就奠定了川久事業生涯的焦慮感。這也確實是難以避免的，她這家前提建立在財務獨立上的公司，在她的想法與需求、創意與商業之間往往踩準了微妙的平衡。

“這是一個矛盾，”她也承認，“我想給自己自由，總能找到新的東西，但同時我又希望我的公司能成功，我能獲得成長，給員工們付薪水，照顧我們的工廠，聘請更多的人。”所以如她所說，不能停下來，因為這不僅會讓那些期待也需要看到她的愿景的人失望，這也是她本人對為自己工作的每個人在精神與身體健康上的承諾。這樣的基本悖論還有更多：激進愿景與傳統的、母性的愿景并肩同行。要不是她很反感基于性別的任何猜測，或許她就是“一家之主保玲媽媽”了。當我問到，她所謂的痛苦是否與某種女性特有的創造力——創造生命時的痛苦——有關，她回答道：“我覺得這沒什么關系，很多男人也會分娩新想法啊。”對了，她的品牌名字就是“像那些男孩一樣”（comme des hommes）。

所以，或許我會更多地用部族的角度來看待川久保玲，就像薩滿教。這就與Comme des Gar?ons的精神層面很契合。最深刻的兩極是生命/死亡。魂靈在兩極之間移動。日本民間傳說認為，日本是地球上鬧鬼最多的地方之一。人死時，身上會釋出一個強大的“霊魂”（reikon，即“鬼”）。我本人的這點離題與她關系不是很大，但我還感到這與“居于其間”展覽有著潛意識中的聯系。即她的設計方式，不是明擺在你的眼前，而是在你身后，在你四周。如同魂靈。

川久保玲對其最最基本的平凡性的堅持，無疑會讓那些前來參觀“居于其間的藝術”的觀眾認為在超凡的設計環境中顯得很反常。她幾乎不會成為那種成為自己的藝術作品而被珍視的藝術家。但你也能從過去幾十年間各家評論中推導出她本人的樣貌。她喜愛動物、建筑、美食、旅游和泡溫泉。她喜歡塔爾科夫斯基（Tarkovksy）、安哲羅普洛斯（Angelopoulos）與帕索里尼（Pasolini）等導演的作品，復雜又黑暗，這也確實不算很驚奇，但她喜愛幽默鬧劇就挺令人驚訝的。她還愛讀傳記。“她幾乎也算是對政治感興趣了，”她的丈夫補充道。她對傳統的尊重、對真實的喜愛，也因她熱愛的制服顯而易見，這是她的系列持續不變的東西。她也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制服：青山袋（The Aoyama bag）已經在架子上擺了20年。

盡管如此，每一個到來的時裝季都會給川久保玲寄來一封痛苦的邀請函，因為她又再一次要完成不可能的挑戰：讓自己居于其間并再度進行探索。“試圖將無限進行衡量的人”，是記者Robin Givhan對川久令人的難忘的總結語。這又令人想到了時間的急迫，在這位70多歲仍需負責每年營收超過2.8億美元業務的設計師面前，老齡化是個問題。

如今Comme des Gar?ons品牌旗下有十數個系列，多品牌零售業務Dover Street Market風頭正勁。“過去幾年我們的成長速度確實很快，”Joffe表示，“唯一要獲得增長的方式是水平發展，因為保玲很清楚主線時裝的市場很有限。”他還認為，Comme des Gar?ons保護傘下的其它設計師——比如渡邊淳彌（Junya Wantanabe）和二宮啟的Noir Kei Ninomiya——也將確保公司未來繼續蓬勃發展，就算他明白世上再無另一個川久保玲。

同時，她依舊對自己創建的時尚帝國的每一個細節十分關注。如果在她穩定的創意自由內她能給予設計師什么的話，那就是參與到他們其它戰略的環節中去。但Joffe說，她正在為一個沒有川久保玲的世界做好準備。盡管現在有大都會藝術館的展覽，對她個人而言，自己的創意財富相比公司未來的福祉而言，顯得不那么重要。

但她還是給出了答案：“時機對了”。你大可以感激川久保玲會對展覽感到緊張。一曲天鵝的挽歌？終身成就的一記鳴鑼？不是。還記得她說，停下來是不可能的嗎？她用了幾十年時間抬高了人們的期望值，并為了滿足這個期望值而不斷自我折磨。這場展覽是一份清晰闡述這些年川久所做之事的聲明，其功能則是一種對期望值進行管理的光榮實踐。時機好得不能再好了。如果她不可能停下來，至少現在她有自由不去做一些事……我也希望，這能使她有自由去做另一些事……這個陷阱打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