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新生詞匯“帶貨王”，在很短時間內贏得剁手黨的心領神會。

也就是最近兩年的時光，年輕女孩們穿什么、用什么似乎牢牢把控在幾個明星的衣帽間里。通過那些看似“自然不做作”的機場街拍圖，從Michael Kors的相機包到Percy Lau的多邊形眼鏡迅速被認識，甚至大賣。

你可能也會嘀咕一下：為什么總是看到楊冪、劉詩詩和古力娜扎啊?

因為她們“帶貨”。?



“我們的專業術語叫Celebrity Seeding(明星產品植入)。”羅德公關高級副總裁高明說，它是保持品牌曝光的手段之一。巧合的是，就在采訪前幾個小時，他被一家歐洲品牌COO(首席運營官)問起時下誰最帶貨?帶什么貨?

明星能夠為時裝品牌帶去知名度，這件事并不新鮮。美國好萊塢崛起后，歐洲時裝屋很快嘗到明星效應的甜頭：把紅毯名人打扮好，成為奢侈品牌最有效且花費最低的廣告手段。如果1953年，奧黛麗·赫本沒有把紀梵希挑選為戲服，那么紀梵希也無法那么順利地聲名鵲起。

但如果說奧黛麗·赫本為紀梵希帶去的是品牌知名度，那么在人們花費大量時間泡在社交媒體的時代，明星對時裝品牌的影響力則進一步具體到了個別單品。打開Instagram，只要某件上衣或者裙子曾經被Gigi Hadid或者Kendall Jenner等超模穿過，很快就會成為熱銷產品。

更為我們熟知的明星效應恐怕來自韓劇。2013年，《星你》里把Jimmy Choo和氣墊粉餅帶紅到脫銷的全智賢勘稱帶貨王。在高明看來，中國爆發性跟風消費雖然來得晚些，但勢頭更加明顯。



“這跟消費者成熟度和審美能力息息相關。中國進入消費時代的時間不長，奢侈品進中國也就是那么十幾年的時間。說白了，大家都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分析說，“由于缺乏基礎藝術教育，大部分人的審美有問題，而且不自信，所以需要參照物”。

“帶貨王?那就是大冪冪呀。”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的凌英子在公眾號種草文的影響下，買過Moschino毛衫和Acne衛衣。她清楚地記得，店員當時特意強調了楊冪同款。在購物圣地米蘭，從事公關的Sasha發現，潮牌店GCDS里只有楊冪穿過的那款有生意。

當然，對于時裝品牌來說，“帶貨女王們”帶來的也并非只有正效應——無數販賣同款假貨的淘寶店仰仗帶貨王日進斗金。



今年3月，楊冪在機場戴了香港獨立設計師品牌Percy Lau的多邊形金絲框眼鏡“Dada Child”。成立個人品牌三年，Percy第一次感受到了走紅的滋味。楊冪的粉絲迅速找到了眼鏡品牌然后跟隨購買，他們當中既有學生也有普通上班族。Percy稱，三月后新增的銷售額相當于去年一年的數字。

“經歷了之后才知道，原來明星真有這樣的經濟效應，可以讓某個品牌的某件單品突然爆紅。”她回憶道，“十年前其實明星也會帶貨，但媒介和資訊傳播沒那么強。只有通過雜志才會收到消息——我可以戴這些呀，但現在傳播更快，接觸到的讀者也更多”。

與此同時，淘寶上的假貨也多了起來。現在你在淘寶輸入關鍵字“楊冪同款多邊形眼鏡”，一共會出現3788個搜索結果，價格從15.99元還包郵，到1350元不等，然而實際上Percy Lau的眼鏡僅在10個淘寶和微信商店內銷售授權正品。“最初抄的數量還是很少的，我們自己查到廣州一個工廠在抄，我覺得無所謂啦，抄吧抄吧。但楊冪戴了之后，整個淘寶假貨就多了起來。我們試過投訴，但沒什么用。”Percy描述了她之后的經歷。

無論如何，“找明星帶貨”這種新的促銷模式已經被證明十分有效，帶但時至今日，時尚品牌依然沒能破解出帶貨王的誕生模式，大家只是在既有案例的基礎上總結歸納。

楊冪毫無疑問是這種促銷模式下的最大贏家，這位最早贏得帶貨稱號的女明星15歲就在《瑞麗》雜志上嶄露頭角。近年來，她被時尚媒體點評為衣品不俗，鏡頭下的“私服”帶著股街頭潮味。這些衣服大多不挑身材，且價格相對親民，年輕姑娘們往往“踮踮腳”就能消費。

再來看她的劇中人設，精靈古怪、嬌俏可愛，符合大部分中國女生的內心映射。和品牌代言人相比，帶貨王更像是消費者心里的一面鏡子。我們看到的是楊冪，腦中卻是自己穿上露胃裝、背著Michael Kors的模樣。

換個畫面：走在機場通道上的前世界小姐張梓琳同樣衣品亮眼，卻與帶貨無緣。原因很簡單，1米82的模特身高距離普通人實在太過遙遠。

而除了衣品、流量、話題之外，調動粉絲情緒的能力也是關鍵。伽藍集團首席創意執行官楊秀如認為：“流量和話題可以通過資源獲得，標簽能通過團隊運作來打造，但調動粉絲情緒的能力，這其實是一個藝人情商和智商的綜合體現。”

伽藍旗下的四個品牌美素、自然堂、植物智慧、醫婷就請過歐陽娜娜、鄭凱、TFBOYS、陳偉霆等明星。不要以為男明星就不帶貨，他們的女粉絲們同樣非常買賬。楊秀如解釋說：“他們的粉絲愿意為自己的偶像應援，幫助偶像實現夢想，而這些粉絲又以女生居多，所以美妝品牌非常看中這個群體。”



說實在的，要追蹤統計明星帶貨的實際轉換率還不是件易事。微博熱度和店員反饋是目前公關判斷效果的兩大依據。從品牌角度來看，帶貨營銷通常只是組合拳的一部分。

“品牌會找大牌明星帶調性，像是俞飛鴻、倪妮這類女性給人以想象，她們不是帶動單品銷售的那類形象。”一位曾經效力于頂級奢侈品牌的公關告訴我們，“此外還會邀請些明星拍街拍，但可能不在官方途徑發布”。

如今，若是單看明星工作室或粉絲后援團發出的街拍照，大眾很難辨別幕后究竟是由品牌推動，還是明星自發而為。但在從品牌到明星再到銷售這個鏈條里，明星背后的造型師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Percy Lau的多邊形金絲框眼鏡，是楊冪的造型師在意大利一家精品店發現的。正式認識了楊冪的團隊之后，Percy Lau主動多送了楊冪的造型師幾副眼鏡，“她很好，又搭配了一些造型，戴了我的眼鏡。”

中國之外，情況也大致類似。Monica Rose是Gigi Hadid和Kendall Jenner兩人共同的造型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Monica Rose的搭配功力，那么Gigi Hadid和Kendall Jenner可能無法成為社交媒體世界里的it girl。

不過有趣的是，一些時裝品牌——尤其是高端時尚品牌和奢侈品牌——它們對帶貨王的態度模棱兩可，充滿矛盾。它們希望低調模糊自己和明星的合作關系，要顯得“不那么刻意”。

“之前某個品牌老板親口跟我說，帶貨王對銷售的確有幫助，但不需要做很多，因為不見得對品牌形象有多大好處。”高明說道。從品牌方得來的反饋讓他確定，奢侈品公司不愿和“帶貨”過于親近，更不希望以形象受損為代價來換取短期KPI(關鍵業績指標)。

上海時裝周期間，積家副首席執行官Geoffroy Lefebvre接受界面采訪時說，考慮到品牌可持續性，謹慎使用大眾營銷手段。另一方面，Coach也表示選擇明星時不會強調帶貨，Coach的大中華區市場部副總裁張淳瑜表示，“看的還是明星氣質與品牌的契合程度。”

“明星植入的確是我們在操作，但換做我是品牌，一定不希望消費者知道這些。”高明說，“因為至少沒有好處”。

楊秀如也認為帶貨王只是營銷模式中的一種。“銷售激增只是我們看到帶貨王所帶來的表面結果。”在她看來，“其實和所有營銷一樣，每一個帶貨王的產生都是經過一系列的策劃，創意和推廣，包括藝人、粉絲、品牌三者在互動過程中產生的火花”。

就如同電影《穿普拉達的女魔頭》里說的那樣，你以為自己的穿衣選擇獨立自主，但實際做主的是行業老法師。他們決定著下一季的流行顏色、衣袖形狀、鞋跟高度、裙子長度等等。



2013年，唐嫣因為自拍帶紅了Louis Vuitton Logomania圍巾。這場事件也許出乎品牌意料之外，但它畢竟是個案。絕大多數情況下，帶貨王只是在公關與品牌買手聯合推動下，展示某一產品的上身效果。據高明說，一般策劃電視劇植入時，經驗老道的公關就能預計到帶貨效果。而且品牌買手部門也配合計劃出上貨時間點，并店鋪里配好了貨。

過往案例告訴他，不同品牌、不同階段以及種種偶然變量都可能令團隊對明星植入進行調整，例如曝光時間、明星和產品。今天媒體環境讓反饋弧更短，要求品牌調整得更快，“但其中也有偶然性，有時不合理想的露出反而帶貨。”

品牌-編輯-造型師-明星-大眾，在時尚這條咬合緊密的產業鏈上，明星就如同放大鏡，能夠最大限度地呈現出商品優點。

可帶貨王也不完全是面光說好話的放大鏡。“首先要自己的產品好，否則即使再找造型師推、請明星穿，也難以引起共鳴，帶來不了經濟效應。”Percy Lau的這番話亦得到高明支持。“消費者肯定不是傻子，如果產品差一點的話，明星可以幫忙，但要是產品拿不出手，那肯定沒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