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服裝行業的主要勞動力，女工們需要在技術上通過熟悉不同工序實現職業發展，還要克服家庭在這個過程中帶來的拉扯。“熬下去”是她們獲得職業發展、帶動家庭上升的必經道路。只是在今天，年輕女孩們更難忍受流水線的枯燥，這使她們更難獲得技能上的長足發展。
作為服裝行業的主要勞動力，女工們需要在技術上通過熟悉不同工序實現職業發展，還要克服家庭在這個過程中帶來的拉扯。“熬下去”是她們獲得職業發展、帶動家庭上升的必經道路。只是在今天，年輕女孩們更難忍受流水線的枯燥，這使她們更難獲得技能上的長足發展。
想在一家服裝工廠內分辨出不同的車間，噪聲的大小是一個重要標志。我在浙江溫州的服裝廠采訪了一陣，發現了一個外行分辨這些車間的簡單方法：裁剪車間機器運行的聲音不算大，工人們或操縱布料裁床，或手持剪刀，將一整片布料裁剪成設定好的大小，若離得不太遠，人與人之間還能用正常音量談話；整燙車間稍顯嘈雜，為了避免熨斗產生的高溫蒸汽傷害到工人，熨衣服的燙臺下方有吸風設備，好像吸塵器一樣，這時說話就要抬高嗓門了；而站在縫制車間的門口，因為幾十甚至上百臺縫紉機同時在吞吐著絲線，你會覺得這里好像停滿了將要起飛的飛機，長時間在這樣的噪聲下工作，對任何一個普通人來說都顯得不容易。
不過，35歲縫制女工張麗華的工作環境卻是相對安靜的。在溫州市龍灣區的一條繁華街道，浙江喬頓服飾股份有限公司的生產基地就在一棟商業中心對面，周圍有不少年輕人喜歡的奶茶店和快餐店。步入他們的生產大樓，坐著電梯上到5層，就進入了這家服裝企業的樣衣與成衣定制車間，也就是張麗華工作的地方。比起其他普通的縫制車間，這里顯得既安靜，又沒那么擁擠，一條長20米左右的“流水線”上只有5個人。而常規情況下，這個數字應該是20。
大規模流水線生產已經成為服裝行業的工作模式，其中的主要勞動力是女性。
擁有3到4倍大的工作空間，是因為張麗華要一個人在這里完成一件衣服從無到有的全過程，也就是裁剪、縫制和整燙。所以她一個人就有三張工作臺，一張擺滿了布料，一張屬于縫紉機，還有一張是用來整燙衣物的。每天早上8點，張麗華會準時在這里開始一天的工作，除去中午在對面食堂吃飯的那一個多小時的休息時間，她會在這里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正常情況下，她在這12個小時內能做出2～3件襯衣。下午2點半，我們過去找她時，她剛剛開始埋頭縫制那天的第二件襯衣。接受采訪這樣的“意外”會使她的工作進程被耽擱，但因為有品牌技術經理兼樣衣車間主任陸萬峰的介紹，她很通情達理地放下了手頭的工作和我們聊天。后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二人是夫妻。3年前，張麗華脫離了“流水線車工”的身份，成為了一名可以獨立做衣服的樣衣工。在那之前，她也是流水線上的一名普通車工，是一個縫制小組的一員。小組里有14～15個人，每個人只負責一個很小的工序，大家圍著一張接一張的桌子坐成一條直線，因為所有的工作都要在自己面前那臺縫紉機上完成，所以她們也和其他需要操作機器的制造業工人一樣被稱為“車工”。幾十年前流水線模式進入服裝行業，徹底改變了過去幾千年裁縫師傅們“作坊”式的制衣模式，一件衣服的制作被切割成若干道小的工序，生產效率大大提升，服裝行業徹底進入了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時代。張麗華2011年剛進廠時負責的是給衣服縫拉鏈和上門襟的工序，她前面一道工序是上領子，她上完拉鏈或者門襟后再傳給下一位同事，那位同事負責給衣服縫上袖子，如此十幾個人通力合作，才能做出一件完整的衣服。她通常10分鐘左右就能縫完一件衣服的拉鏈或門襟，每天要做80～100件。做了兩三年后，她主動要求換了一道工序，一段時間后又換了一道工序；有時候流水線上有了空缺，她就去幫忙做一下，幾年下來，張麗華基本把一件衣服所有的工序都做了一遍，“反正什么都會了”。
一件新衣服的誕生需要從設計、制版到縫制、整燙這一系列過程
如今，樣衣和定制是服裝行業為數不多帶有古典主義色彩的“手藝活兒”。2017年春節剛過，恰逢年初服裝訂貨會密集的時候，廠里樣衣工們忙不過來，張麗華抓住機會向領導申請，說自己想來試試做樣衣，領導給了她這個機會，讓她做一件男士大衣的樣衣。張麗華說，其實那件衣服技術上并不難，但她那會兒特別緊張，壓力也很大，覺得不能錯失這個好機會，就自己從裁剪布料開始，一步步花了兩天時間做完了這件大衣，而通常做一件大衣的時間只需要一天。第一年這樣做了三五件，第二年訂貨會時又繼續申請做樣衣，這次做了十幾件。因為樣衣的質量都不錯，打動了領導，把她調到了樣衣車間當起了樣衣工。“我們這個行業里，能做樣衣的工人都是技術水平比較高的，所以年齡基本都在30歲以上。”39歲的陸萬峰告訴我。在他管理的品牌樣衣車間里，5位做定制服裝的樣衣工年齡在34～45歲之間。他解釋說，如果是一個沒什么功底的年輕人進入這個行業，先把一道工序做熟練可能就要三四個月，然后他們要主動提出去嘗試其他工序，還得遇到愿意給他們機會的領導，如此這般將十幾道工序全部做完做熟練，怎么也得兩年左右。但顯然，兩年只是理論上的最小值。在這個需要不斷換崗的過程中，個人的努力堅持與外部機遇缺一不可，這個行業內的絕大多數普通工人很難遇到一切順遂的狀況，通常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獲得職業晉升的機會。1999年，17歲的陸萬峰離開家鄉湖北黃岡，跟著表哥到溫州學做衣服。因為表哥不藏私的教學以及自己的勤奮，2003年時，陸萬峰就已經在一家服裝廠做起了樣衣工。2007年，陸萬峰進入喬頓做樣衣工，一年多之后就被提拔為樣衣組的負責人，幾年之后再次得到提拔，成為了這家有兩千人的服裝企業的樣衣生產技術負責人，接近這個職業的天花板。
張麗華與陸萬峰夫妻倆從老家湖北黃岡來到溫州，經過十幾年的打拼，成為服裝行業一線生產員工中的佼佼者。但他這樣的幸運兒是極少數。他還記得自己工作的前一家工廠有六七十個普通車工，但樣衣工只有一兩個人。“不僅因為大多數人的技術能力還達不到這個水平，而且企業其實也不需要那么多樣衣工。”陸萬峰告訴本刊，“他們最需要的還是大量流水線上的普通工人，所以很多人哪怕技術達到了要求也沒有這個機會。”因為這種用工需求上的巨大差距，流水線車工與樣衣工雖有技能和級別差異，在收入上的差別倒不太大。大多數服裝企業針對一線工人是計件算薪水。張麗華現在每做一件襯衣能有75元的收入，每天能做兩三件；之前她做男士大衣時，一天能做一件，每件的報酬是300元。而一條十四五人的流水線一天能做100多件大衣，每個人分下來，一天也能有兩三百元的收入。吸引流水線車工們向樣衣工努力的原因除了更高的職業追求外，工作環境的寬松與自由是更現實的理由。張麗華每天可以按自己的節奏分配工作，“有時候可以輕松一點點，沒有那么趕”。哪怕那天要分出一個多小時接受采訪，她晚上趕趕時間也能把工作補回來。但流水線上的車工們可不能隨意休息。在幾家服裝廠采訪時，大多數流水線車工的工作狀態都不允許她們停下來接受采訪，少數愿意聊聊的也不會離開自己的工位，一邊回答問題，一邊手里馬不停蹄地在縫紉機上干著工作。“因為流水線是前后關聯的，前面的人如果停下來不干了，下面的人就沒活兒干了。”張麗華說。
在十幾公里之外的永嘉縣烏牛鎮，溫州另一家大型服裝企業東蒙集團的流水線車工陳彩華就是一邊縫著西服內襯，一邊和我聊天的。我擔心她這樣會不會有危險，她笑著解釋說其實不會，說自己過去那么多年也就被針扎到過一兩次，用創可貼包一下還能繼續干活兒。雖然剛滿30歲，陳彩華已有了13年的從業經驗，是小組里的技術能手。去年，她還被評為公司的“十佳員工”，受到獎勵去千島湖玩了幾天。
說起來，陳彩華在這家公司屬于“二次入職”的員工。2015年回老家生完第一個孩子后，陳彩華跟著老公到了溫州。在此之前，從17歲跟著姐姐離開家鄉河南周口外出打工起，她一直在杭州和上海的服裝廠工作，所有的手藝都是在那邊的工廠里學會的。因為老公一家人常年在溫州打工，2015年陳彩華也跟著到了溫州，在東蒙集團所在的永嘉縣烏牛鎮落了腳。烏牛鎮有四五家規模在兩三百人以上的服裝企業，陳彩華比較了一下這幾家企業貼出的招聘信息，覺得東蒙集團福利不錯，還包吃包住，就憑著此前積累的工作經驗順利進入東蒙，成為了一名流水線車工。2016年初，陳彩華又懷了二胎，懷著孕干了半年后，她不得不離職回老家生孩子，第二年開春又回到了東蒙上班。事實上，回家帶孩子、照顧老人就是這些年服裝行業老員工流失的主要原因。這一行業女性占比較大，每位女性因為各自都有養育、照顧家庭的需求，使得多數人很難在一個工廠穩定地干下去。雖然很少有服裝企業在招聘時對性別有要求，但因為需要心靈手巧，女性還是服裝行業的生產主力軍。東蒙和喬頓的女性員工在流水線上的占比都超過了一半，雖然她們時常要掙扎在職業與家庭之間。不過東蒙集團負責人力資源工作的人資總監王建友告訴本刊，他們作為用工方，其實非常歡迎這種“二次入職”的員工，這甚至還是他們一線工人招聘的重要渠道。“對我們這樣的服裝企業來說，內部推薦是最重要的員工來源，也就是老鄉帶老鄉。”王建友說，“除此之外就是那些之前在東蒙工作過的員工，我們會重點對她們做一些對接和聯系。”
王建友現在是東蒙集團的人力資源負責人，他認為老員工內部推薦仍然是這個行業最重要的招工方式。老員工的價值如此之大，這既與服裝行業本身的技術特點有關，也與服裝行業這些年的變化有直接關系。溫州地區藍領人才公益服務平臺“在他鄉”的負責人徐軍告訴本刊，根據他們這幾年的觀察，服裝企業的招聘難度確實會比其他制造行業大一些。“因為服裝行業的一線工人是有技能要求的。可能你在制筆廠做注塑工，你只需要很簡單地在流水線上做一拿一放的動作就可以，但像你我這樣的普通人如果不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是不可能操作縫紉機去縫衣服的。”徐軍說。因此他總結，服裝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又含有技能要求的行業，所以它的選擇余地就很小，“可能外面有一百個人，做過服裝的只有一個人”。為了證明自己的說法，徐軍隨即詢問起了一對正在他們線下服務中心找工作的中年夫妻，二人都在50歲左右，他們告訴我說沒準備找服裝廠的工作，“因為以前都在工地上打工，沒做過車工，做不來。”在這種選擇余地本就不大的情況下，行業的變化趨勢反而進一步加大了對工人們的要求。王建友告訴本刊，“多批次少量”已經成了這幾年服裝行業訂單變化的趨勢。“一個批次的訂單量可能只有十幾件，如果是定制的話，甚至只有一件，所以客戶對工藝的要求變得更高，款式也越來越復雜，交貨期卻又縮短了。”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對工人有了兩方面的要求，一是技能更高，二是穩定性更強。“因為我們的服裝都有春夏和秋冬兩季，而不同季對工藝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希望工人們穩定。你只有把一年兩季的不同款式做個兩三年，才能慢慢理解不同客戶的要求，后面做起來才會順。”王建友說，他們不僅歡迎陳彩華這樣的老員工回來，還制定了一些激勵政策，比如工齡可以延續，以及給予交通補貼等等。至于那些已經普遍存在于汽車等大型工業制造領域的自動化設備，目前在服裝行業還很少用。喬頓人力資源部經理戴取文告訴本刊，他暫時還看不到機器人在服裝行業完全代替人的可能性。雖然這些大企業已經用上了智能裁床這樣的先進設備，但從大規模應用的層面來看，服裝業這些年最大的設備變化就是電動縫紉機代替了傳統的腳踏式手動縫紉機。張麗華記得她2002年左右在鎮上跟著老師傅學手藝的時候，大部分人學的還是傳統縫紉機。那時帶馬達的電動縫紉機剛開始普及，去培訓機構里學一天就要30～50塊錢，她們根本學不起，都是后來到了工廠里才學會的。不過電動縫紉機和傳統縫紉機相比，最大的優點就是不用自己剪線，機器會在一段縫制完成后自動剪線，但在實際工作量方面，幫助其實有限。
不過這些年像陳彩華這樣，愿意再次離開家鄉去打工的熟練服裝工人越來越少了。“我們當然優先考慮做過服裝的熟練工，但是現在這樣的人越來越難招了。”王建友說。今年，王建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難。“我記得2001年那會兒，我們一個崗位可能要挑3～10個人，哪怕是一線工人也一樣；而這幾年倒過來了，變成工人們來挑我們了。”
即便地處溫州市區，旁邊還有一家大型商業中心，生活便利，并且包吃包住，喬頓今年的招工形勢也不算太好。已經在喬頓負責人力工作19年的戴取文告訴本刊，他感到今年是招工最難的一年。他們今年原本計劃增加一個新的生產車間，但因為人員無法招齊，這個車間到現在還添加不起來。“過去溫州很多企業一到開工的時候就到溫州各個招工點去招人，我們從來沒做過這個事情，但今年我們也做了。”戴取文說。周曉樂是陳彩華所在小組的組長，已經在東蒙集團工作20年的她對這種變化的感受最直接。2001年，23歲的烏牛鎮本地人周曉樂來東蒙應聘一線工人崗位，在那之前，她在附近的一些小服裝廠工作了三四年，正好有親戚告訴她東蒙集團在擴產招人，她趕忙過來試試。“因為我們小時候都在家里幫忙種地，吃過苦，知道這種大廠福利好，都想進來，像我表姐當時進這個廠還要走后門托關系。”她記得當時不僅有面試，還要參加考試，考試的內容是現場用機器縫出兩個一模一樣的衣服口袋，她在考試中戰勝了兩位競爭對手才成功入職。
周曉樂在東蒙集團工作了20年，經歷了這個行業招工的變化。
不過今時不同往日，東蒙雖然順利發展成為一家有1500名員工的大型企業，是溫州市服裝商會的會長級企業，但周曉樂這樣的一線組長也得在朋友圈發招聘廣告，因為她的小組按計劃需配置24人，目前只有19人。今年過完年，她的組里又流失了兩名老員工：一位陜西籍員工因為父母年齡大了，小孩在家里沒人帶，就回老家了；還有一位安徽的女生從學校畢業后就在這里工作，也做了四五年，但是年齡到了二十五六歲，家里催著回去結婚，今年也沒回來。根據東蒙集團統計的返產率，他們今年的員工返產率是86%，其中新員工的穩定性要更差一點兒，流動率達到了20%～30%。如今，東蒙集團一線員工的平均年齡為37.6歲，“80后”是主力。周曉樂告訴本刊，她的小組里，“70后”及“80后”員工占了絕大部分，“90后”有4人，“95后”沒有。“因為年輕人流動性大，像我們這種‘70后’‘80后’就相對穩定了。”說到這里，周曉樂想起了自己出生于1996年的兒子，不禁長吁短嘆起來。兒子當年不愛讀書，周曉樂就在兒子沒讀完高中時把他送到上海一個專門學服裝打版的職業技術學校學了一年，回來后把兒子推薦給公司做了打版師助理，這顯然是老員工才有的福利。陸萬峰告訴本刊，打版與制版在服裝行業的地位在樣衣工之上，因為這項工作要根據服裝設計圖把每一部分用紙板切割出來，要懂衣服的構造，對技術有很高的要求。為兒子謀到這樣一個較高的發展起點，周曉樂覺得兒子應該會滿意。但兒子做了三四年后還是選擇離開這個行業，倒不是因為有多辛苦，而是忍受不了加班。“因為做服裝會牽扯到加班，晚上忙起來的話要到10點，他就不喜歡了。”離開服裝行業后，兒子去藥廠打過工，也去學過水電技術，這兩年在家開了一個教育培訓班。但周曉樂感覺兒子的壓力也很大，每天的抱怨不少。不僅是周曉樂的兒子，重慶武隆職教中心的服裝專業老師何敏告訴本刊，根據她在這個崗位12年的觀察，這些年服裝專業的學生畢業后能留在服裝行業的不到10%。她自己分析，覺得原因還是服裝行業太辛苦，也太枯燥了。“我有一個今年正在實習的學生，他們那兒已經連續上班一個月了，而且晚上還要加班，這會讓他們完全沒有自己的業余生活。”而這種工作強度是行業普遍現象。小工廠自不必提，一位在溫州一家幾十人規模的小型服裝廠工作的員工告訴本刊，他們每個月只能休息兩天。哪怕是在喬頓或者東蒙這樣的大型企業，淡季時周末可以休息，但忙起來同樣一個月只能休息兩三天，而且每晚也要工作到九、十點鐘。
因為公司優越的地理位置，喬頓集團的戴取文過去十幾年都沒有感覺到太嚴重的“招工難”現象，但今年他們也遇到了招工方面的挑戰。很多年輕的學生在未進廠之前還對此抱有浪漫的想象，覺得自己是要做服裝結構或者服裝設計的。但何敏說，這個行業能從事這部分工作的人是極少數，對大部分學歷一般的年輕人來說，不實實在在地去一線工作，是沒有辦法得到提升的。“你只有到了車間，并且在車間工作幾年，你才有可能把各個工藝流程掌握透。”何敏說，“所有我認識的服裝行業一線的組長、車間主任或生產部經理，他們的文化水平都不高，都是靠經年累月在一線工作，把那些技巧都掌握了，慢慢熬過來的。”但愿意去熬的年輕人越來越少了。戴取文說，他們每年都會招不少服裝專業的大專和高職學生過來，比如從江西服裝學院固定招幾十人，但不會將他們安排到一線車間去。“因為他們到車間普遍待不住。”戴取文說，“而且我們現在去學校招聘，學校為了自己容易招生，就跟我們說，我的學生你不能放到車間。所以我們現在對學校都是拍胸脯保證的，說來了我們公司后，6個月到一年之內，我肯定會把學生們調上來。現在基本上等不到6個月，因為學生在車間里等不了那么長時間。”哪怕是那些留在車間里的年輕人，也不愿意在流水線上做生產工人。我在喬頓的打包車間見到鄭修圓時，她正拿著工單檢查一排衣服是否按訂單要求完成了。出生于1995年的她性格開朗，說話時瞪大了眼睛看著你，給人感覺就是那種坐不住的年輕人。18歲那年，她從溫州職業技術學院服裝專業畢業，在學校參加招聘會進入了喬頓。剛來時，她被分配去了流水線車工的崗位，只做了幾個小時，她就覺得自己不適合這個工作，“一直坐在那邊有點兒累”，就申請換崗。隨后她被調到了跟單員這個“可以上上下下跑”的崗位上，按她的話說，“可以去這里，可以去那里，三樓、四樓、五樓我都可以去”。她告訴本刊，當初她們班有二三十人，選擇和她一起到喬頓試一試的只有三人，最終只有她一人選擇留下來。
相比這些“95后”年輕人，1991年出生的陳彩華已經快熬出頭了，她最近正在猶豫要不要申請成為一名“流動工”。王建友告訴本刊，流動工是他們公司一線工人向上晉升的一個必經之路，“就是讓工人們從只會一兩道工序，慢慢培養他們會五六道工序，這樣他們就能成為比較全面的多功能工及流動工了”。只有成為流動工，才有機會變成班組長，乃至更高一級的車間主任。
不同公司的說法可能不一樣，但獲得了職業發展的張麗華和陸萬峰已經印證了這個經歷不同工序的必要性。陳彩華猶豫的原因當然不是能力不夠，她擔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無法留在身邊。22歲那年，陳彩華通過相親認識了同鄉的丈夫，兩人現在都在東蒙集團工作，已經育有二子，老大正在幼兒園上大班，下半年就到了上學的年紀。因為自己的公公婆婆也都在溫州打工，他們就在工廠附近大約兩公里遠的村子里租了房子，把兩個小孩帶在身邊。前段時間，公司下發了有關員工子女入學申請的通知，她就趕緊提交了申請，領導告訴她有結果了就通知她，但沒說什么時候能有結果，這讓她心里惴惴不安。“我還是想盡量申請下來。”陳彩華對我說，“因為我們一家人都在這邊，回老家的話很不方便。”陳彩華不想讓自己的孩子重復自己的童年經歷。她的老家在河南周口農村，父親常年在外打工，通常只在收麥子的時候回家幫忙；母親雖然在家，但務農養家之余，沒有太多的精力照顧三個孩子。“我們小時候基本都是自己照顧自己。”她對我說，“反正打從我記事起，我感覺我們都在幫忙干地里的活兒，沒有閑著的時候。”在這樣的環境里，陳彩華上完初中后就選擇跟著職校畢業的姐姐外出打工。王建友談到他們企業對于此類員工子女上學問題的規定。他告訴本刊，因為東蒙集團是溫州市永嘉縣“功勛企業”，因此有一定的入學名額；但相關規定對員工工作年限有較高要求，所以也不是每一個員工都能申請成功，每年成功申請到子女入學名額的員工大約為5～10人。我問陳彩華如果申請不上有什么打算，她也想不到有什么好辦法，愁云一下浮上了眼角，說那就到時候看情況吧。言語中，她還是想盡量留在這里，畢竟對公司的管理和工作都熟悉了，而且家里人也都在這里。“雖然說忙一點兒，但晚上回家看到他們的笑臉也開心一點兒。”而在另一家規模稍小的女裝企業嘉韓服飾，26歲的安徽女工車晴晴可能要放棄了。她告訴我，她幾乎已經確定明年要回老家安徽界首。“因為我有兩個孩子，大的上幼兒園大班，明年上一年級，所以我這兩年在外面再干一干，明年就要回家帶小孩了。”車晴晴與丈夫在同一家公司打工，是車間的一名流水線車工。丈夫每月能有六七千元收入，她因為生完孩子后腰不太好，在車間負責核算統計工作，也能有四五千元。如果回到安徽老家，她只能在鎮上的店鋪里找些事做，工資很難超過2000元。
出生于1996年的車晴晴幾乎確定要在明年離開溫州回老家，因為她需要和自己的兩個孩子在一起。
但孩子的問題沒法解決。根據溫州市甌海區的相關規定，車晴晴和丈夫還不滿足申請子女入學的條件。因為家庭條件的原因，車晴晴在初中畢業后沒能繼續學業，這成了她最大的遺憾，乃至于她20歲結婚后還心心念念想再去上個學，而不是著急出門打工賺錢。她對我說，雖然并不一定非得回去帶孩子，但她認為如果條件允許還是應該回去。“因為你掙錢也是為了小孩子，如果說小孩子都帶不好的話，你掙錢也沒用，對吧？”在這方面，張麗華夫妻倆走在了前面。那天下午5點半，工人們開始分批去食堂吃晚飯，張麗華和陸萬峰還得先做一件事，就是到路口的公交車站接孩子。去年疫情前，他們的兩個孩子都在湖北老家上學，由陸萬峰的父母照顧；因為疫情的緣故，老家的學校遲遲沒有開學，夫妻倆干脆把兩個孩子接到了溫州。在大女兒已經10歲的這一年，一家四口終于團聚了。他們一家現在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大約20年前，喬頓就在生產廠區對面蓋了一棟7層的宿舍樓，取名“喬頓家園”。這個工人們的棲息地很像一個傳統國企的“大院”，一層是他們的食堂，上面的宿舍區每層有40個房間，房間和大學宿舍一般大小，單身員工一般4人住一間。夫妻倆的房間里本來放了一張雙人床，孩子們來了之后，他們又向公司要了一張上下鋪，這下就有點擠了，不過房間里有獨立衛生間和空調，還算方便。
目前“80后”是服裝行業一線工人的主力軍，“95后”的年輕人并不多
公司還幫忙解決了孩子們的上學問題，兩個孩子都在附近的同一所小學讀書，一個上四年級，一個上二年級。他們每天自己坐公交車上下學，平時放學早，他們自己會拿著飯票去食堂吃飯，然后回家做作業。因為夫妻倆通常要晚上八、九點才下班，每次他們回家時，兩個孩子都已上床睡覺了。那天正好輪到孩子們在班里做值日，一家人才能一起吃頓飯。傍晚時分，宿舍樓下的院子里有不少玩鬧的孩子，給這個距工廠僅一街之隔的大院帶來了難得的生活氣息。不過宿舍畢竟是宿舍，夫妻倆最近也在考慮買房的事情。“因為我女兒已經四年級了，過兩年就要上初中，肯定要有戶口才好上一點兒，所以我們也在考慮買房子，把戶口落下來。”談起買房的事，張麗華多少有一些焦慮。“我們在附近看了兩家，反正最少一萬多元一平方米是要的，壓力也挺大的。”父母看到他們在外面一邊上班一邊帶小孩，挺辛苦的，就叫張麗華回老家找個事情做，在家帶孩子。張麗華不愿意。“我沒想過（回老家），我覺得還是必須要有自己的事業，必須要上班掙錢，哪怕辛苦一點兒、累一點兒。”語氣溫柔的張麗華談到這個事情，一反常態地堅定。“讓我在家做飯帶小孩，說實在的我不喜歡。那樣就整天圍著孩子轉，沒有自己的感覺了。”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18期，點擊文末封面圖一鍵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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